序 言

劉 勇

1970年代末，文學上的“新時期”開啟之后，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首先做的是文學上的“撥亂反正”工作，開始對大批在極“左”思潮猖獗時被錯誤批判受到不公正對待的現(xiàn)代作家及其作品展開正面的研究與評價，即在文學上為這些作家作品“落實政策”“平反昭雪”。隨著思想解放與對外開放的深入，一股“發(fā)掘”沒有被寫進當時國內現(xiàn)代文學史的有成就的作家作品的風潮又悄然興起。在這股“發(fā)掘”風潮的推動下，沈從文、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張愛玲、錢鍾書、無名氏等一批沉寂多年的作家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形成1980年代現(xiàn)代文學園地中一道爭奇斗艷的亮麗文化風景線。

在這批重出江湖的作家中，錢鍾書作為典型的學者型作家，在當時由知識荒蕪而跨進知識渴望的特殊時期，很快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推崇。加之《圍城》幽默睿智的知識分子個人化敘事，也確實給習慣于宏大嚴肅的政治敘事的讀者以別開生面、別有天地之感。而一眾傳記作者從各種渠道發(fā)掘的傳主的逸聞趣事，加上媒體的炒作和電視連續(xù)劇《圍城》的拍攝播出，由此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錢鍾書熱”。有人熱心倡導“錢學”；有人給錢鍾書戴上“文化昆侖”的桂冠；有人認為“以錢氏的驚才絕艷”可以登上學術的“無雙譜”；有人判定《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偉大的一部”……

錢鍾書作為一個以學識才情見長的學者型作家，在創(chuàng)作上的數(shù)量不算多，而且在思想表現(xiàn)的深度與影響力上也無法與魯迅匹敵，但其以才學為根基的機智幽默的知識分子日常生活敘事風格，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確獨具一格，無法復制；其《談藝錄》《管錐編》《七綴集》等學術研究著作，在唐宋詩鑒賞、詞章義理考論及文藝理論等方面也頗有建樹；而其面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文化和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的一系列英文論著，在中外比較和中西溝通方面也有著重要貢獻。所以，研究錢鍾書，就是要切實地歸納總結其創(chuàng)作與學術上的貢獻；提煉其學術思想、研究方法、創(chuàng)作理論與創(chuàng)作個性；揭示其作品獨特的思想內涵與風格特點等，這才是一個研究者真正應負的責任和該做的工作。

讀了田建民教授的新書稿《理論、交流、創(chuàng)作：錢鍾書的“三維”文學空間》，感到作者在研究錢鍾書時絕沒有一句無原則的追捧的空話，也不在其他人圍繞“帽子”和“座次”引起的關于錢鍾書的爭論中糾纏，而是走著一條以學術問題為導向，堅持深挖細掘的踏實的治學之路。這部30來萬字的書稿，對錢鍾書之所以成為錢鍾書的內因（天賦個性）、外因（中西文化碰撞的時代環(huán)境、家學淵源等）、其學術思想的形成與特點、學術貢獻、創(chuàng)作風格等諸多方面都有深入的論述與剖析，而給人印象尤為深刻的，也是在錢鍾書研究上最具突破與創(chuàng)新性的，則是以下三個方面。

一、提煉出了錢鍾書以文學本體論和民族主體性為核心的學術思想體系。

錢鍾書最被人詬病的就是說他在學術研究上“散錢失串”，其學術思想“無理論中軸”，不成體系。而一些為其辯護者則堅持錢鍾書在學術思想上有其“潛體系”或“錢體系”。其實文藝上的所謂學術思想體系，說白了就是以一個基本的原則為中心，建立起一套闡釋或說明有關文藝的本質、創(chuàng)作、欣賞與批評的富有內在邏輯的理論體系。如模仿說是以文學是對現(xiàn)實生活的反映為基本原則的理論體系；表現(xiàn)說是以文學是作家主觀情感的自我表現(xiàn)為基本原則的理論體系；形式主義說則是以語言的陌生化引發(fā)讀者的審美感受為基本原則的理論體系……那么錢鍾書的“潛體系”或“錢體系”是怎么樣的呢？

田建民教授由仔細閱讀分析《中國文學小史序論》《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中國詩與中國畫》《論不隔》《落日頌》等文藝理論批評文章及《談藝錄》《管錐編》中有關談文論藝的論斷，提煉出錢鍾書以文學本體論和民族主體性為核心的學術思想體系。指出這種強調文學自身的“文學性”的文學本體論思想，是統(tǒng)領錢鍾書各種文藝觀的綱。圍繞這個“綱”，在文學本質論上，錢鍾書強調文學自身的“文學性”，即那個使某一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本質的“內在規(guī)律”；在文學真實的問題上，提出“所謂‘不為無病呻吟’者即‘修辭立其誠’之說也，竊以為惟其能無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讀者信以為有病，方為文藝之佳作耳”。把“能使人信”，即作品的可接受性或文學性看為作品的“真”。即主張文藝的真?zhèn)危�取決于自身藝術的美丑，而不能以其所言事實的真妄而判斷藝術本身的美丑；在文學的“功用”上反對“文以載道”的社會實用“功用”，而強調文學對欣賞者個體的獨特的審美“功用”；在文學批評上強調“嚴美丑之別，雅正之殊”的價值評判標準；在文學史編撰上堅持“以能文為本”而不當“以立意為宗”，即對入史作品重在“考論行文之美”的述史原則；在創(chuàng)作上講求通過“喚應起訖，自為一周”的篇章布局和字句推敲修飾的“水磨”功夫，達到“不隔”、“耐讀”、思轉自圓、珠圓玉潤的藝術境界。此外，錢鍾書從文學的民族主體性角度，反對用西方文藝理論來硬套中國文學，強調中國文學有自己內在的一套認識與評價體系。即“橫則嚴分體制，縱則細別品類。體制定其得失，品類辨其尊卑”。傳統(tǒng)文論中的“體制”、“體格”或“大要”，類似于現(xiàn)在所說的“文體”或“體裁”。作者在使用某一文體時應自覺遵守這一體制約定俗成的慣例或規(guī)范。如果不同的文體混用或雜糅則是“失體”。而“品類”則指各種體裁尊卑的排定和題材內容的分等。由此形成以作品體裁形式、題材內容以及體裁形式是否“得體”來評判作品的尊卑高下的體系規(guī)范�？梢哉f，田建民教授對錢鍾書的以文學本體論和民族主體性為核心的學術思想體系的提煉是精準到位的，是把一些研究者朦朧感受到的錢鍾書的“潛體系”加以明確化和系統(tǒng)化了。這無論對錢鍾書的文藝思想、學術觀點的認識和把握，還是對其文學作品的欣賞與理解，都有著啟示與引領的作用。

二、首次對錢鍾書的英文論著進行了系統(tǒng)的梳理與介紹，凸顯出其在中西文化溝通和中外文學比較方面的成就與貢獻。

目前的錢鍾書研究，大致限于傳記研究、創(chuàng)作研究、對《談藝錄》《管錐編》等的學術研究之研究、修辭學研究及西方現(xiàn)代文藝理論對錢鍾書的影響研究，而對其早期面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文學與文化、對中西文學與文化進行比較分析的一系列英文論著，則很少有人進行切實的考察與研究，致使學界對錢鍾書在中外文化溝通和中西文學比較方面的重要貢獻，沒有足夠的認識與關注。其實，錢鍾書這些面向西方讀者討論中西文學與文化的英文論著，才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平等的對話與交流，是錢鍾書在中西文學與文化比較方面的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成果。就我所知，田建民教授是較早關注錢鍾書英文論著的學者。早在十多年前，他就發(fā)表了《站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平臺上與西方人對話——錢鍾書英文論著初探》（《文學評論》2004年2期）和《錢鍾書兩篇英文文章所引起的論爭》（《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年6期）等相關文章。而該書稿又用了兩章的篇幅，對錢鍾書面向西方讀者用英文寫的介紹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與文化，糾正西方人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誤讀、誤解和誤導的文章，以及重在考察中國文學與文化在西方傳播演變的學位論文——《十七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進行了全面而系統(tǒng)的梳理與介紹�？芍^開辟了錢鍾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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