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7月,魯迅與同行的十余位名家學者,從北京西站坐火車出發(fā),西行前往西北大學暑期學校講學。這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西北之行。魯迅的這次長安行收獲頗豐,觀光游覽,閱市淘寶,買書看戲,講演《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仰望唐朝的天空,在西北大地播撒下新思想新文化的種子。全書以民國時期日記、書信、新聞報道、回憶文章與諸多信史記載等相關(guān)資料為基本素材,結(jié)合相關(guān)研究成果,追尋魯迅的腳步,梳理出這一年前后魯迅所經(jīng)歷的一些重要時刻,喚醒塵封的歷史檔案,揭開流言背后的真相。在魯迅的行跡和視線里,完成了一段長安記憶及其一筆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面對軍閥統(tǒng)治與各界人士,魯迅身處的每一個歷史現(xiàn)場與細節(jié)都格外引人注目,作者用行云流水的文筆,向讀者復原了一個血肉飽滿、偉大而平凡的魯迅先生。
聚焦魯迅人生軌跡里一個頗不尋常的時間節(jié)點,追尋魯迅的足跡,透過日常生活和瑣碎行蹤,展現(xiàn)魯迅西安之行前后的諸多事務,于復雜的時局背后一窺其動態(tài)與心境,以微觀史的視角進一步拓展研究魯迅的空間與思路,深入挖掘魯迅研究的當代價值與意義。
以西安為地理坐標,重建人物生平譜系,敏銳捕捉特定環(huán)境及其地域文化對魯迅產(chǎn)生的影響。在魯迅與陜西短暫而難忘的交集中,為我們提供了認識和理解魯迅的另一種角度,同時也是觀察20世紀20年代軍閥統(tǒng)治下西安社會生活乃至整個關(guān)中地區(qū)社會風貌的一面鏡子。
通過詳細的行程表和線路圖,由魯迅的日記、自述與同時代學者、同行諸君的客觀記錄互為參證,結(jié)合當時報紙的相關(guān)報道,在細微處下功夫,闡釋魯迅赴陜始末所承載的史料價值,全方位描補勾勒出一個鮮活的魯迅形象。
魯迅的故事里永遠交織著人際關(guān)系、世故人情的種種糾葛。由魯迅輻射至整個暑期班講師團,在以魯迅為核心的記述中,環(huán)繞這些熱鬧非凡的群像,展現(xiàn)不一樣的民國人文氣象,一幕幕有趣的逸聞掌故由此也進入敘述視野。
引言
一百年前的炬火
1924年7月7日,北京西車站,雨后晚晴,云開日霽,萬物頓覺增彩生輝,人的精神也為之一爽。
這一天的傍晚,許欽文和陶元慶正好經(jīng)過西車站。陶元慶忽然叫了許欽文一聲說:周建人在這里吃夜飯!許欽文順著他的視線望去,在玻璃門內(nèi)的燈光下,映著昂著微翹胡子的魯迅先生的側(cè)影。陶元慶當時還沒有見過魯迅,誤將魯迅當成周建人。
這次夜飯,是陜西省長駐京代表在西車站食堂為魯迅及其他即將前往西安講學的學者的餞行宴。餐畢,魯迅等十二人登上火車,一路向西。魯迅一生中曾兩次遠行講學。除了這次的長安行,還有 19261927年間的遠赴廈門、廣州任教。長安行總計三十六天,在西安停留二十一天。
1924年7月7日晚,魯迅由京啟程,14日下午抵達西安,用時七天。8月4日晨從西安返京,8月12日夜半抵京,歸程用時九天。
這是魯迅一生中唯一一次西行講學。這一路,魯迅乘火車,轉(zhuǎn)渡船,倒汽車,坐騾車,跋山涉水,風塵仆仆,備嘗艱辛。他對當時的西安并無多大興趣,他魂牽夢繞的是古長安。
與魯迅同行的俱為京津?qū)幍拿揖揠v史學家王桐齡、人類學家李濟之、外交家蔣廷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陳鐘凡、物理學家夏元瑮等,可謂風云際會,人物翩翩。他們應國立西北大學與陜西省教育廳聯(lián)辦的暑期學校之邀,以民國時期暑期學校最豪華的師資陣容,面向廣大學員講述中國文化的發(fā)源、漢民族的特性、人類學的發(fā)展、歐洲近代史與法蘭西革命、中國文字的演進、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等,或立一端之說,或騁一偏之長,或紹介學界之預流,或傳播自己之研究,對于偏僻閉塞、與外幾乎隔絕的現(xiàn)代學術(shù)的不毛地帶西安而言,百年一遇,千載一時,無疑是一場久盼而終至的雨露甘霖。
用魯迅的話講,這是黑暗中的炬火。
在暑期學校的講師之中,周樹人(魯迅)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奠基人、小說大家的聲望而最受大家的關(guān)注。
魯迅長安行的主要目的是為創(chuàng)作長篇歷史小說《楊貴妃》做準備。他置身于李隆基、楊玉環(huán)風流倜儻的長安,尋繹天寶盛世的遺風余韻,無奈西安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楊貴妃》的創(chuàng)作計劃最終擱淺,留下無盡的遺憾。
不過,魯迅也有不少的欣喜和收獲。
1924年7月21日至29日,魯迅在西北大學禮堂講演《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八天十一講,共計十二小時。當聽講學員知道周樹人就是魯迅后,大禮堂很快座無虛席,甚至連走廊也站滿聽眾。此次講演,魯迅以剛剛完成的《中國小說史略》為藍本,深入淺出、鉤玄提要,同時又眾美輻輳,表里發(fā)揮(劉勰語),為研讀《中國小說史略》必不可少之補充,也成為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普及的典范。
講演之余,魯迅游古跡、逛街市、購文物、賞秦腔、嘗鴉片……悅心怡情,興味盎然。返京后,他完成了與長安行相關(guān)的《說胡須》《看鏡有感》《立論》《出關(guān)》等,并在 1925年創(chuàng)作力爆發(fā),是一生中最高產(chǎn)的時期。就此而言,長安行之于魯迅,具有非常重要的中轉(zhuǎn)意義。
日月逾邁,光陰荏苒,魯迅的長安行倏忽間已整整百年。他說: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贊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nèi)。遺憾的是,百載蒼黃,世變遽劇,魯迅的炬火也式微為歷史的微光,更遑論太陽。
譙周不再,英雄不作,絳帳蕭蕭,難掩空寂寥落。
陳壽云:螢燭末光,增輝日月;塵埃之微,補益山海。畢竟,我們還有魯迅的這束微光。
紅塵白日長安路,馬足車輪不暫閑。(張元宗《望終南山》)百年前北京西車站駛向西安的火車的奇卡奇卡聲,可謂長安古道音塵絕的現(xiàn)代之響。
我們且隨著魯迅冷峻深邃的凝視,去看看那個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的民國長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