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史［New　Economic　History，這個術語由喬納森·休斯（Jonathan　Hughes）提出］，或者說計量史學［Cliometrics，由斯坦·雷特（Stan　Reiter）創(chuàng)造］最近才出現(xiàn)，它字面上的意思是對歷史進行測量。人們認為，阿爾弗雷德·康拉德（Alfred　Conrad）和約翰·邁耶（John　Meyer）是這個領域的拓荒者，他們1957年在《經濟史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上發(fā)表了《經濟理論、統(tǒng)計推斷和經濟史》（Economic　Theory,　Statistical　Inference　and　Economic　History）一文，該文是二人當年早些時候在經濟史協(xié)會（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和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收入與財富研究會（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聯(lián)席會議上發(fā)表的報告。他們隨后在1958年又發(fā)表了一篇論文，來對計量史學的方法加以說明，并將其應用在美國內戰(zhàn)前的奴隸制問題上。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關于鐵路對美國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工作意義重大，從廣義上講是經濟學歷史上一場真正的革命，甚至是與傳統(tǒng)的徹底決裂。它通過經濟學的語言來表述歷史，重新使史學在經濟學中占據(jù)一席之地。如今，甚至可以說它是經濟學一個延伸的領域，引發(fā)了新的爭論，并且對普遍的看法提出挑戰(zhàn)。計量經濟學技術和經濟理論的使用，使得對經濟史的爭論紛紜重起，使得對量化的爭論在所難免，并且促使在經濟學家們中間出現(xiàn)了新的歷史意識（historical　awareness）。
計量史學并不僅僅關注經濟史在有限的、技術性意義上的內容，它更在整體上改變了歷史研究。它體現(xiàn)了社會科學對過往時代的定量估計。知曉奴隸制是否在美國內戰(zhàn)前使美國受益，或者鐵路是否對美國經濟發(fā)展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些問題對于通史和經濟史來說同樣重要，而且必然會影響到任何就美國歷史進程所作出的（人類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闡釋或評價。
此外，理想主義學派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即認為歷史永遠無法提供科學證據(jù)，因為不可能對獨特的歷史事件進行實驗分析。計量史學對這一基本假設提出挑戰(zhàn)。計量史學家已經證明，恰恰相反，通過構造一個反事實，這種實驗是能做到的，可以用反事實來衡量實際發(fā)生的事情和在不同情況下可能發(fā)生的事情之間存在什么差距。
眾所周知，羅伯特·福格爾用反事實推理來衡量鐵路對美國經濟增長的影響。這個方法的原理也許和歷史的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學一樣，是計量史學對一般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特別是對歷史學家最重要的貢獻。
方法上的特點
福格爾界定了計量史學方法上的特征。他認為，在承認計量和理論之間存在緊密聯(lián)系的同時，計量史學也應該強調計量，這一點至關重要。事實上，如果沒有伴隨統(tǒng)計和/或計量經濟學的處理過程和系統(tǒng)的定量分析，計量只不過是另一種敘述歷史的形式，誠然，它用數(shù)字代替了文字，卻并未帶來任何新的要素。相比之下，當使用計量史學嘗試對過去經濟發(fā)展的所有解釋進行建模時，它就具有創(chuàng)新性。換言之，計量史學的主要特點是使用假說演繹（hypothetico�瞕eductive）的模型，這些模型要用到最貼近的計量經濟學技術，目的在于以數(shù)學形式建立起特定情況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
計量史學通常要構建一個一般均衡或局部均衡的模型，模型要反映出所討論的經濟演進中的各個因素，并顯示各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的方式。因此，可以建立相關關系和/或因果關系，來測量在給定的時間段內各個因素孰輕孰重。
計量史學方法決定性的要素，與市場和價格的概念有關。即使在并未明確有市場存在的領域，計量史學方法通常也會給出類似于供給需求和價格等市場的概念，來對主題進行研究。
時至今日，假說演繹的模型主要被用來確定創(chuàng)新、制度和工業(yè)過程對增長和經濟發(fā)展的影響。由于沒有記錄表明，如果所論及的創(chuàng)新沒有發(fā)生，或者相關的因素并沒有出現(xiàn)會發(fā)生什么，所以只能通過建立一個假設模型，用以在假定的另一種情況下（即反事實）進行演繹，來發(fā)現(xiàn)會發(fā)生什么。的確，使用與事實相反的命題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鮮事，這些命題蘊含在一系列的判斷之中，有些是經濟判斷，有些則不是。
使用這種反事實分析也難逃被人詬病。許多研究人員依舊相信，使用無法被證實的假設所產生的是準歷史（quasi　history），而不是歷史本身（history　proper）。再者，煞費苦心地使用計量史學，所得到的結果并不如許多計量史學家所希冀的那般至關重大。毫無疑問，批評者們得出的結論是沒錯的：經濟分析本身，連同計量經濟學工具的使用，無法為變革和發(fā)展的過程與結構提供因果解釋。在正常的經濟生活中，似乎存在非系統(tǒng)性的突變（戰(zhàn)爭、歉收、市場崩潰時的群體性癔癥等），需要對此進行全面分析，但這些突變往往被認為是外源性的，并且為了對理論假設的先驗表述有利，它們往往會被棄之不理。
然而，盡管有一些較為極端的論證，令計量史學讓人失望，但計量史學也有其成功之處，并且理論上在不斷取得進步。顯然，這樣做的風險是聽任經濟理論忽略一整套的經驗資料，而這些資料可以豐富我們對經濟生活現(xiàn)實的認知。反過來說，理論有助于我們得出某些常量，而且只有掌握了理論，才有可能對規(guī)則的和不規(guī)則的、能預測的和難以預估的加以區(qū)分。
主要的成就
到目前為止，計量史學穩(wěn)扎穩(wěn)打地奠定了自己主要的成就：在福格爾的傳統(tǒng)中，通過計量手段和理論方法對歷史演進進行了一系列可靠的經濟分析；循著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North）的光輝足跡，認識到了新古典主義理論的局限性，在經濟模型中將制度的重要作用納入考量。事實上，聚焦于后者最終催生了一個新的經濟學分支，即新制度經濟學�，F(xiàn)在，沒有什么能夠取代基于成體系的有序數(shù)據(jù)之上的嚴謹統(tǒng)計和計量經濟分析。依賴不可靠的數(shù)字和謬誤的方法作出的不精確判斷，其不足之處又憑主觀印象來填補，現(xiàn)在已經無法取信于人。特別是經濟史，它不應該依舊是簡單的故事，即用事實來說明不同時期的物質生活，而應該成為一種系統(tǒng)的嘗試，去為具體的問題提供答案。我們的宏愿，應該從理解（Verstehen）認識論（epistemology）轉向解釋（Erkl�|ren）認識論。
進一步來說，對事實的探求越是被問題的概念所主導，研究就越是要解決經濟史在社會科學中以何種形式顯明其真正的作用。因此，智識傾向（intellectual　orientation）的這種轉變，即計量史學的重構可以影響到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法學、社會學、政治學、地理學等），并且會引發(fā)類似的變化。
事實上，社會科學中勢頭最強勁的新趨勢，無疑是人們對量化和理論過分熱衷，這個特征是當代學者和前輩學人在觀念上最大的區(qū)別。即使是我們同僚中最有文學性的，對于這一點也欣然同意。這種興趣沒有什么好讓人驚訝的。與之前的幾代人相比，現(xiàn)今年輕一代學者的一個典型特征無疑是，在他們的智力訓練中更加深刻地打上了科學與科學精神的烙印。因此，年輕的科學家們對傳統(tǒng)史學沒有把握的方法失去了耐心，并且他們試圖在不那么手工式（artisanal）的基礎之上開展研究，這一點并不讓人奇怪。
因此，人文社會科學在技術方面正變得更加精細，很難相信這種趨勢有可能會發(fā)生逆轉。然而，有相當一部分人文社會科學家尚未接受這些新趨勢，這一點也很明顯。這些趨勢意在使用更加復雜的方法，使用符合新標準且明確的概念，以便在福格爾傳統(tǒng)下發(fā)展出一門真正科學的人文社會科學。
史學的分支？
對于許多作者（和計量史學許多主要的人物）來說，計量史學似乎首先是史學的一個分支。計量史學使用經濟學的工具、技術和理論，為史學爭論而非經濟學爭論本身提供答案。
對于（美國）經濟史學家來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實證一詞的含義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可以觀察到，從傳統(tǒng)的歷史學家（對他們而言，在自己的論證中所使用的不僅僅是定量數(shù)據(jù)，而且還有所有從檔案中檢索到的東西）到（應用）經濟學家（實證的方面包含對用數(shù)字表示的時間序列進行分析），他們對經驗事實（empirical　fact）概念的理解發(fā)生了改變。而且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在建立發(fā)展理論方面興趣一致，所以二者的理論觀點趨于一致。
在這里，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似乎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強調在可能確定將某些部門看作經濟發(fā)展的核心所在之前，重要的是一開始就要對過去經濟史上發(fā)生的重要宏觀量變進行嚴肅的宏觀經濟分析。應該注意，即使他考慮將歷史與經濟分析結合起來，但他所提出的增長理論依舊是歸納式的，其基礎是對過去重要演變所做的觀察，對經濟史學家經年累月積累起來的長時段時間序列進行分析給予他啟迪。
因此，這種（歸納的）觀點盡管使用了較為復雜的技術，但其與經濟學中的歷史流派，即德國歷史學派（German　Historical　School）密切相關�？梢哉f，這兩門學科變得更加緊密，但可能在歸納經濟學的框架之內是這樣。除此之外，盡管早期人們對建立一種基于歷史（即歸納）的發(fā)展經濟學感興趣，但計量史學主要試圖為史學的問題提供答案因此，它更多是與歷史學家交談，而不是向標準的經濟學家講述�？梢杂糜嬃拷洕鷮W技術來重新調整時間序列，通過插值或外推來確定缺失的數(shù)據(jù)順便說一句，這一點讓專業(yè)的歷史學家感到惱火。但是，這些計量史學規(guī)程仍舊肩負歷史使命，那就是闡明歷史問題，它將經濟理論或計量經濟學看作歷史學的附屬學科。當使用計量史學的方法來建立一個基于被明確測度的事實的發(fā)展理論時，它發(fā)展成為一門更接近德國歷史學派目標的經濟學，而不是一門參與高度抽象和演繹理論運動的經濟學，而后者是當時新古典學派發(fā)展的特征。
庫茲涅茨和沃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之間關于經濟發(fā)展階段的爭執(zhí)，實際上是基于羅斯托理論的實證基礎進行爭論，而不是在爭論一個高度概括和非常綜合的觀點在形式上不嚴謹（沒有使用增長理論），或者缺乏微觀基礎的缺陷。在今天，后者無疑會成為被批判的主要議題。簡而言之，要么說計量史學仍然是（經濟）史的一個（現(xiàn)代化的）分支就像考古學方法的現(xiàn)代化（從碳14測定到使用統(tǒng)計技術，比如判別分析）并未將該學科轉變?yōu)樽匀豢茖W的一個分支一樣；要么說運用計量史學方法來得到理論結果，更多是從收集到的時間序列歸納所得，而不是經由明確運用模型將其演繹出來。也就是說，經濟理論必須首先以事實為依據(jù)，并由經驗證據(jù)歸納所得。如此，就促成了一門與德國歷史學派較為接近，而與新古典觀點不甚相近的經濟科學。
經濟學的附屬學科？
但故事尚未結束。（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近所做的一些計量史學研究揭示，計量史學也具備成為經濟學的一門附屬學科的可能性。因此，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應該掌握計量史學這種工具并具備這份能力。然而，正如輔助學科（anxiliary　discipline）一詞所表明的那樣，如果稍稍（不要太多）超出標準的新古典經濟學的范疇，它對經濟學應有的作用才能發(fā)揮。它必定是一個復合體，即應用最新的計量經濟學工具和經濟理論，與表征舊經濟史的制度性與事實性的舊習俗相結合。
歷史學確實一直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計量史學也該如此。不然，如果計量史學喪失了它全部的歷史維度（historical　dimension），那它將不復存在（它只會是將經濟學應用于昔日，或者僅僅是運用計量經濟學去回溯過往）。想要對整個經濟學界有所助益，那么計量史學主要的工作，應該是動用所有能從歷史中收集到的相關信息來豐富經濟理論，甚或對經濟理論提出挑戰(zhàn)。這類相關信息還應將文化或制度的發(fā)展納入其中，前提是能將它們對專業(yè)有用的一面合宜地呈現(xiàn)出來。
經濟學家（實際上是開爾文勛爵）的一個傳統(tǒng)看法是定性不如定量。但是有沒有可能，有時候確實是定量不如定性？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非常大的一個差別，就是所謂的歷史批判意識和希望避免出現(xiàn)年代舛誤。除了對歷史資料詳加檢視以外，還要對制度、社會和文化背景仔細加以審視，這些背景形成了框定參與者行為的結構。誠然，（新）經濟史不會建立一個一般理論它過于相信有必要在經濟現(xiàn)象的背景下對其進行研究但是它可以基于可靠的調查和恰當估計的典型事實（stylized　facts），為那些試圖彰顯經濟行為規(guī)律的經濟學家們提供一些有用的想法和見解［經濟學與歷史學不同，它仍舊是一門法則性科學（nomological　science）］。經濟學家和計量史學家也可以通力合作，在研究中共同署名。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和奧戴德·蓋勒（Oded　Galor）等人均持這一觀點，他們試圖利用擷取自傳統(tǒng)史學中的材料來構建對經濟理論家有用的新思想。
總而言之，可以說做好計量史學研究并非易事。由于計量史學變得過于偏重經濟學，因此它不可能為某些問題提供答案，比如說，對于那些需要有較多金融市場微觀結構信息，或者要有監(jiān)管期間股票交易實際如何運作信息的問題，計量史學就無能為力了對它無法解釋的現(xiàn)象，它只會去加以測度。這就需要用歷史學家特定的方法（和細枝末節(jié)的信息），來闡述在給定的情境之下（確切的地點和時期），為什么這樣的經濟理論不甚貼題（或者用以了解經濟理論的缺陷）。也許只有這樣，計量史學才能通過提出研究線索，為經濟學家提供一些東西。然而，如果計量史學變得太偏重史學，那它在經濟學界就不再具有吸引力。經濟學家需要新經濟史學家知曉，他們在爭論什么，他們的興趣在哪里。
經濟理論中的一個成熟領域？
最后但同樣重要的一點是，計量史學有朝一日可能不僅僅是經濟學的一門附屬學科，而是會成為經濟理論的一個成熟領域。確實還存在另外一種可能：將計量史學看作制度和組織結構的涌現(xiàn)以及路徑依賴的科學。為了揭示各種制度安排的效率，以及制度變遷起因與后果的典型事實（stylized facts），經濟史學會使用該學科舊有的技術，還會使用最先進的武器計量經濟學。這將有助于理論家研究出真正的制度變遷理論，即一個既具備普遍性（例如，滿足當今決策者的需求）而且理論上可靠（建立在經濟學原理之上），又是經由經濟與歷史分析共同提出，牢固地根植于經驗規(guī)律之上的理論。這種對制度性形態(tài)如何生成所做的分析，將會成為計量史學這門科學真正的理論部分，會使計量史學自身從看似全然是實證的命運中解放出來，成為對長時段進行分析的計量經濟學家的游樂場。顯然，經濟學家希望得到一般性結論，對數(shù)理科學著迷，這些并不鼓勵他們過多地去關注情境化。然而，像諾思這樣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告誡我們，對制度（包括文化）背景要認真地加以考量。
因此，我們編寫《計量史學手冊》的目的，也是為了鼓勵經濟學家們更系統(tǒng)地去對這些以歷史為基礎的理論加以檢驗，不過，我們也力求能夠弄清制度創(chuàng)設或制度變遷的一般規(guī)律。計量史學除了對長時段的定量數(shù)據(jù)集進行研究之外，它的一個分支越來越重視制度的作用與演變，其目的在于將經濟學家對找到一般性結論的愿望，與關注經濟參與者在何種確切的背景下行事結合在一起，而后者是歷史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的特征。這是一條中間道路，它介乎純粹的經驗主義和脫離實體的理論之間，由此，也許會為我們開啟通向更好的經濟理論的大門。它將使經濟學家能夠根據(jù)過去的情況來解釋當前的經濟問題，從而更深刻地理解經濟和社會的歷史如何運行。這條途徑能為當下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議。
本書的內容
在編寫本手冊的第一版時，我們所面對的最大的難題是將哪些內容納入書中�？蛇x的內容不計其數(shù)，但是版面有限。在第二版中，給予我們的版面增加了不少，結果顯而易見：我們將原有篇幅擴充到三倍，在原有22章的基礎上新增加了43章，其中有幾章由原作者進行修訂和更新。即使對本手冊的覆蓋范圍做了這樣的擴充，仍舊未能將一些重要的技術和主題囊括進來。本書沒有將這些內容納入進來，絕對不是在否定它們的重要性或者它們的歷史意義。有的時候，我們已經承諾會出版某些章節(jié)，但由于各種原因，作者無法在出版的截止日期之前交稿。對于這種情況，我們會在本手冊的網(wǎng)絡版中增添這些章節(jié)，可在以下網(wǎng)址查詢：https://link.Springer.com/referencework/10.1007/978��3��642��40458��0。
在第二版中新增補的章節(jié)仍舊只是過去半個世紀里在計量史學的加持下做出改變的主題中的幾個案例，20世紀60年代將計量史學確立為新經濟史的論題就在其中，包括理查德·薩奇（Richard　Sutch）關于奴隸制的章節(jié)，以及杰里米·阿塔克（Jeremy　Atack）關于鐵路的章節(jié)。本書的特色是，所涵章節(jié)有長期以來一直處于計量史學分析中心的議題，例如格雷格·克拉克（Greg　Clark）關于工業(yè)革命的章節(jié)、拉里·尼爾（Larry　Neal）關于金融市場的章節(jié)，以及克里斯·哈內斯（Chris　Hanes）論及大蕭條的文章。我們還提供了一些主題范圍比較窄的章節(jié)，而它們的發(fā)展主要得益于計量史學的方法，比如弗朗齊斯卡·托爾內克（Franziska　Tollnek）和約爾格·貝滕（Joerg　Baten）討論年齡堆積（age　heaping）的研究、道格拉斯·普弗特（Douglas　Puffert）關于路徑依賴的章節(jié)、托馬斯·拉夫（Thomas　Rahlf）關于統(tǒng)計推斷的文章，以及弗洛里安·普洛克利（Florian　Ploeckl）關于空間建模的章節(jié)。介于兩者之間的是斯坦利·恩格爾曼（Stanley　Engerman）、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羅杰·蘭瑟姆（Roger　Ransom）和彼得·特明（Peter　Temin）以及馬修·賈雷姆斯基（Matthew　Jaremski）和克里斯·維克斯（Chris　Vickers）等年輕學者的文章，我們也都將其收錄在手冊中，前者在計量史學真正成為研究經濟史的新方法之時即已致力于斯，后者是新一代計量史學的代表。貫穿整本手冊一個共同的紐帶是關注計量史學做出了怎樣的貢獻。
《計量史學手冊》強調，計量史學在經濟學和史學這兩個領域對我們認知具體的貢獻是什么，它是歷史經濟學（historical　economics）和計量經濟學史（econometric　history）領域里的一個里程碑。本手冊是三手文獻，因此，它以易于理解的形式包含著已被系統(tǒng)整理過的知識。這些章節(jié)不是原創(chuàng)研究，也不是文獻綜述，而是就計量史學對所討論的主題做出了哪些貢獻進行概述。這些章節(jié)所強調的是，計量史學對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一般的社會科學家是有用的。本手冊涉及的主題相當廣泛，各章都概述了計量史學對某一特定主題所做出的貢獻。
本書按照一般性主題將65章分成8個部分。**中譯本以計量史學譯叢形式出版，包含如下八卷：《計量史學史》《勞動力與人力資本》《經濟增長模式與測量》《制度與計量史學的發(fā)展》《貨幣、銀行與金融業(yè)》《政府、健康與福利》《創(chuàng)新、交通與旅游業(yè)》《測量技術與方法論》。編者注開篇有6章，涉及經濟史和計量史學的歷史，還有論及羅伯特·福格爾和道格拉斯·諾思這兩位最杰出實踐者的文稿。第二部分的重點是人力資本，包含9個章節(jié)，議題廣泛，涉及勞動力市場、教育和性別，還包含兩個專題評述，一是關于計量史學在年齡堆積中的應用，二是關于計量史學在教會登記簿中的作用。
第三部分從大處著眼，收錄了9個關于經濟增長的章節(jié)。這些章節(jié)包括工業(yè)增長、工業(yè)革命、美國內戰(zhàn)前的增長、貿易、市場一體化以及經濟與人口的相互作用，等等。第四部分涵蓋了制度，既有廣義的制度（制度、政治經濟、產權、商業(yè)帝國），也有范疇有限的制度（奴隸制、殖民時期的美洲、水權）。
第五部分篇幅最大，包含12個章節(jié)，以不同的形式介紹了貨幣、銀行和金融業(yè)。內容安排上，以早期的資本市場、美國金融體系的起源、美國內戰(zhàn)開始，隨后是總體概覽，包括金融市場、金融體系、金融恐慌和利率。此外，還包括大蕭條、中央銀行、主權債務和公司治理的章節(jié)。
第六部分共有8章，主題是政府、健康和福利。這里重點介紹了計量史學的子代，包括人體測量學（anthropometrics）和農業(yè)計量史學（agricliometrics）。書中也有章節(jié)論及收入不平等、營養(yǎng)、醫(yī)療保健、戰(zhàn)爭以及政府在大蕭條中的作用。第七部分涉及機械性和創(chuàng)意性的創(chuàng)新領域、鐵路、交通運輸和旅游業(yè)。
本手冊最后的一個部分介紹了技術與計量，這是計量史學的兩個標志。讀者可以在這里找到關于分析敘述（analytic　narrative）、路徑依賴、空間建模和統(tǒng)計推斷的章節(jié)，另外還有關于非洲經濟史、產出測度和制造業(yè)普查（census　of　manufactures）的內容。
我們很享受本手冊第二版的編撰過程。始自大約10年之前一個少不更事的探尋（為什么沒有一本計量史學手冊？），到現(xiàn)在又獲再版，所收納的條目超過了60個。我們對編撰的過程甘之如飴，所取得的成果是將頂尖的學者們聚在一起，來分析計量史學在主題的涵蓋廣泛的知識進步中所起的作用。我們將它呈現(xiàn)給讀者，謹將其獻給過去、現(xiàn)在以及未來所有的計量史學家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