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主所有權的起源

小型家庭可能是共產主義家庭發(fā)展的起點，但是它也有可能發(fā)展成一個大規(guī)模的莊園式家庭。以它的經濟關系來看，后者主要是農業(yè)所有權發(fā)展的中級階段，因此也是封建領主所有制的，是莊園式的且是封建主義的。

以這種發(fā)展模式為基礎的財富的分化有著不同的原因。其中原因之一是首領地位，不論此首領是氏族的還是軍事團體的。在氏族成員之間的土地的劃分由氏族首領掌控。這一傳統的權利通常發(fā)展為世襲的領主權力。氏族對這種世襲榮譽的敬意，表現在貢品的進獻、耕種和房屋修建的協助中，并且這種服務最開始是一種要求，慢慢發(fā)展成了一種義務。戰(zhàn)爭中的領導者通過內部分化或向氏族外征服來贏得土地所有權。每一個地方，他都在瓜分戰(zhàn)利品和劃分侵略土地中擁有特權。他的追隨者同樣也要求在劃分土地時有特權待遇。這種領主的土地一般都不用分擔普通份地的責任——比方說，就像在古代的日耳曼經濟制度中一樣——但是相反，普通份地的占有者還要協助耕種這些土地。

內部分化因為專業(yè)的軍人階層的出現而發(fā)展，這來源于軍事技術的進步和軍事裝備質量的改進。對于處于依附性經濟地位中的人來說，訓練和裝備都是不可得的。因此在兩種階級中產生了區(qū)分，其中一種階層的人，他們借由他們的財產，既可以提供軍事服務也能裝備他們自己；另一種則是不能做到這些因此不能維持完全自由民身份。農業(yè)技術的發(fā)展向著與軍事進步同樣的方向發(fā)揮作用。結果是，普通的農民越來越被他的經濟職責所束縛。進一步的分化產生于以下事實：上層階級，精于戰(zhàn)爭、給自己提供裝備，通過軍事活動在不同程度上積累戰(zhàn)利品；然而那些不能做到這些的非軍人，只能越來越受制于各種服役和課稅。這些服役和課稅，要么由直接的武力強加于他們，要么就是用來購買豁免權所產生的費用。

內在分化的另一路徑是對一些敵人進行征服和鎮(zhèn)壓。最初，被征服的敵人被屠殺，在某些情況下還伴有食人肉的狂歡。剝削他們的勞動力并把他們轉化為負擔重物的奴隸階層的行為，也只是作為次要問題發(fā)展起來的。由此產生了領主階層，他們通過擁有人力而能夠清理和耕種土地，這對于普遍的自由民來說則是不可能的事情。奴隸或仆人可以被公共地使用、被整個團體所有、被用于土地的集體耕種，有點兒像斯巴達農奴的情況；或者，他們可能被個人使用，被分配給單獨的領主用來耕種他們個人的保有地。后一種發(fā)展模式建立起了征戰(zhàn)的貴族階層。

除了征服和內部分化，還需要看到無防御能力的人對軍事首領領主地位的自愿臣服。因為無防御能力的人需要保護，所以他認定一個領主為保護人（在羅馬）或者為主人（在墨洛溫王朝的法蘭克人中間）。這樣他開始有權要求在法庭上被代表，就像在法蘭克王國一樣，有權要求在審判中通過戰(zhàn)斗獲勝，或者有權要求領主的證詞而非族人的無罪擔保。作為回報他提供服役或者繳納費用，然而，這些回報方式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對依附者進行經濟剝削。他只是在需要提供相當于一個自由民的服役，尤其是在需要軍事服役時才能被征召。比如，在羅馬共和國行將覆滅之際，各種各樣的元老院議員家庭就通過這種方式召集了成百上千的委托人和隸農去反抗愷撒。

領主的所有權起源的方式還有通過封建條約下的土地轉讓。擁有大量人力和耕畜的首領可以開墾的土地范圍與普通農民可開墾土地的范圍有極大區(qū)別。但是墾地原則上應該屬于最開始開墾這塊土地的人，只要他有能力進行耕種。因此，對人類勞動力掌控程度的分化，在它出現的地方，間接或直接地為領主階層最終贏取土地發(fā)揮了作用。這種利用更優(yōu)越的經濟地位的例子，就是羅馬統治階層對公田占有權的實踐。

領主的土地，在它被開墾之后，通常都以租賃的方式加以利用。租約都是面向外鄉(xiāng)人——比如當時在國王或首領保護之下的手工業(yè)者——或者窮人。在與后者有關的地方，尤其是在游牧民族之中，牲口也一并被租出；除此以外，一般來說定居在領主土地上的人，負擔的是繳納費用和提供服役的義務。這就是所謂的隸農制，在所有的東方土地上都是如此，不論是意大利、高盧還是日耳曼人之中。貨幣封土和糧食封土，本質上就是借款，通常也是積累奴隸和土地的手段。與隸農和奴隸一起，雇農或雇工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古代的經濟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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