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到娛樂街和韓國城之間道路對面的大樓背后，打開停車場盡頭沉重的大門，爬上門口的內部樓梯來到三樓。樓梯頂端又有一扇通向走廊的沉重的門，當我用力地把它打開到一定寬度時，總是能聽到吱吱的金屬聲。在它緩緩地關閉之前，我把鑰匙插入家門的鎖，左轉，開鎖聲響起。夜復一夜，我總是聽著這兩種聲音回家。吱吱作響的門和老式針筒里鑰匙旋轉的聲音之間那個既不長也不短的間隔讓人感到安心。一旦把重物暫時放在地上或者鑰匙不慎掉落，節(jié)奏就會被打亂。

也許是因為在夏天失去了太多，我欣然地接受了母親深秋之前想搬來我家的請求。母親胃里的病灶終于到了難以維持生命的地步，她似乎在尋找一個死亡之地。

“我只想再寫一本詩集�！彼�在電話里說，“在病床上我寫不了，你知道的。”

盡管我從“你知道的”一語中嗅到了特權意識，但我不再生氣或沮喪。一想到母親帶著——位于娛樂街外圍的家比平庸的醫(yī)院病房更優(yōu)越——這樣的感覺死去，我甚至感到悲哀。母親最終沒有取得她所希望的崇高的成功。她出版了幾本薄薄的詩集，以美麗的面容出現(xiàn)在一些雜志采訪中，并曾在當地的晨間節(jié)目中用日語朗誦過一位英國詩人的詩——僅此而已。

那通電話結束的兩天后，母親直接從醫(yī)院搬到了我家。我一半感到，如果她早點告訴我，我就可以處理完自己的事情之后為她準備必要的物品；另一半感到，她大概確信不會被我拒絕借住而倍感安慰。母親乘坐出租車抵達我家時穿著臃腫的休閑褲和長袖T恤，外面勉強披著一件外套。對于每天只能穿睡衣度日的她來說，那件入院時穿的深藍色夾克是唯一可以聯(lián)想到從前生活的物品。她去醫(yī)院只帶了兩個包，當我問她是否需要從原來的住所取其他東西時，她說沒必要。其中一個包里塞著兩套睡衣、牙刷和梳子，而另一個是我記憶中的母親的包，即使不檢查內部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