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與致謝

將軍不能僅憑自己贏得戰(zhàn)爭。本書講述了六個國家的七位經濟學家在1935—1955年世界頻繁爆發(fā)各類戰(zhàn)爭期間扮演的角色，其中涵蓋了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和冷戰(zhàn)。這些經濟學家來自不同的背景，有著不同的立場，面對不同的挑戰(zhàn)。這是一個關于好與壞的經濟思維、好與壞的政策、好與壞的道德立場的故事。盡管存在差異，但這七位經濟學家也有相似之處和互有聯系。

1935—1955年是一個充滿沖突、對抗和毀滅的時期，可能有多達8 000萬人死于這一時期。以此衡量，這是世界歷史上*糟糕的時代。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經濟學家的技能被用來為軍隊融資、識別經濟脆弱性以幫助戰(zhàn)后重建。經濟學開始被視為一種政策工具，經濟學家作為顧問越發(fā)受到重視。宏觀經濟學、管理經濟學、計算科學全部誕生于這一時期。

戰(zhàn)爭帶來了許多創(chuàng)新與進步，經濟學也不例外。政治經濟學家羅伯特·多夫曼（Robert Dorfman）認為，凱恩斯宏觀理論、投入產出分析、國民收入核算、線性規(guī)劃、博弈論、一般均衡理論是20世紀*重大的六項經濟學發(fā)展成果（Dorfman，1995，第305頁）。所有這些成果都與本書中的經濟學家有關，而且都是他們在戰(zhàn)時斗爭中發(fā)展或使用的。

戰(zhàn)爭也帶來一些好處。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經濟學家從他們的經濟管理實踐中學到了很多東西。正是在這一時期，經濟學從古典的自由放任原則和封閉經濟體的臨時財政管理，發(fā)展出了管理經濟的多種新方法：這就是我們今天已了解的更為復雜的財政和貨幣穩(wěn)定政策、對動態(tài)增長過程的理解、各國際機構在國際經濟互動中的作用，以及利用經濟理論、計算能力和數據方面的技術進步建立更復雜的數學模型。這些新方法加上政府職能的增強，*終在戰(zhàn)后幫助人們實現了較好的生活水平。

本書聚焦的七位經濟學家全部為男性（女性在經濟活動中也扮演著重要的分析、計算、規(guī)劃和組織的角色，書中也提到了幾位，但多數情況下她們都是在幕后），他們當中有日本人、中國人、德國人、英國人、俄羅斯人和移民到美國的人。他們的經濟學背景不同，有人自學成才，也有人學術性很強；他們的動機不同，有人愛國，也有人追逐私利；他們的職位不同，有人是政府高官，也有人是大學學者；他們的角色不同，有人處于核心決策層，也有人在大學從事象牙塔式的學術思考。

但他們也有很多共同點。他們當中幾乎所有人都來自從事專業(yè)工作的中產階層家庭，父母知識淵博，經歷過艱難時期。幾乎所有人年輕時都曾經歷動亂和分裂，多數人在革命和戰(zhàn)爭期間經受過個人苦難，有時還會為個人和家庭的安全而逃亡。他們聰明過人，父母欣賞他們并給予支持（尤其是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有一位既支持他們又有影響力的母親）；他們設法獲得了良好的教育，盡管有時是在極端情況下；他們挑戰(zhàn)自己的良師，多數人還有頗具影響力的妻子。他們興趣廣泛，多數人因偶然機會才開始學習經濟學；他們聰明又傲慢，在那個困難且不尋常的時期四處游歷；他們有國際視野，愿承擔風險，勇于探索；他們與政治現實作斗爭，不尋求利用經濟學知識為戰(zhàn)爭服務；他們都很有韌性：這造就了他們的洞察力和影響力。

這些人都相信經濟實力能夠發(fā)揮作用，都對經濟做出了貢獻，這些貢獻對政治結果和軍事目的產生了影響。他們在不同制度下工作，具有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但每個人都有一個強大的經濟思維框架。他們種族不同，但都是（或成為）信奉決定論傳統(tǒng)的基督教徒。從不同的方面來說，他們都是出類拔萃的人。

這七位經濟學家都不是“戰(zhàn)爭販子”（也許有一個人例外）。他們中的多數更喜歡安靜的書房而不是戰(zhàn)場，更喜歡鋼筆而不是步槍。雖然他們下定決心執(zhí)行戰(zhàn)時任務，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同樣也滿足于研究經濟發(fā)展、探索新思想，以及掙錢。他們并沒有尋求戰(zhàn)爭，而是戰(zhàn)爭找到了他們。

這些經濟學家中的大多數都知道其他人或互相認識。他們是否曾經想過他們之間是直接的對手，是夢想用新的經濟武器打敗另一方的經濟學家，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北非戰(zhàn)爭期間，蒙哥馬利將軍把隆美爾將軍的照片放在自己的營房里那樣？或許沒有，但他們都敏銳地意識到他們對經濟的貢獻能夠如何改變國家的戰(zhàn)時前景，也知道敵對國家是如何使用經濟學家的。

他們的故事從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大致按時間順序講述。每一章講述一位經濟學家的故事，通過他的戰(zhàn)時經歷，回溯他的早期生活和經歷，將故事連接起來。本書不是這七個人的完整傳記，相反，敘述的重點是他們每個人面對的幾個重大經濟問題，以及他們是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敘述按時間前后進行，并突出他們之間的互動。

故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起源開始，一直講述到冷戰(zhàn)時期。我們的第一位經濟學家是日本的高橋是清，他比其他幾位都年長。事實上，本書是以他的死亡開場的，然后再回過頭來解釋，這樣一位如此重要并多次出任日本大藏大臣的政治家，一個曾出色開拓債務市場并將日本從嚴重衰退中拯救出來的人，為什么在1936年卻因他的財政信念而慘遭殺害。敘述接著轉向被侵略的中國以及擔任財政部長兼央行行長的孔祥熙的混亂生活，他周旋于士兵、軍閥、幫派頭目之間，在極為動蕩的環(huán)境里籌措戰(zhàn)時資金。與此同時，也把自己的腰包填滿，滿到即使是今天的寡頭們也只能在夢里想象。當中國需要援助時，他通過亞爾馬·沙赫特與德國搭上關系。沙赫特是德國經濟重建和軍備重整的設計師，當時正心神不安地為納粹工作。沙赫特是一個獨斷專行、紀律嚴明、教條主義的經濟學家，與孔祥熙完全相反，他目睹了由自己提供資金的武器*終被用來入侵西歐。

由于對全面沖突毫無準備，英國不得不為戰(zhàn)爭努力籌措資金，從而嚴重依賴那位無所不知、固執(zhí)己見的經濟學天才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洞察力，他開創(chuàng)了經濟管理的一種新思路，并展示出這種思路如何幫助支付戰(zhàn)爭費用。此時的歐洲風起云涌，蘇聯正陷入殘酷的戰(zhàn)爭，那里有一位才華橫溢的青年經濟學者列昂尼德·康托洛維奇，他發(fā)現自己身在前線，處境危險。他一直在探索新的方法，以提高蘇聯工廠的運營效率，但被偏執(zhí)的斯大林阻止，無法將他的技術應用于整個經濟。

*終德國和日本戰(zhàn)敗，流亡美國的經濟學家瓦西里·里昂惕夫和馮·諾依曼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他們以各種方式運用經濟學和數學使轟炸更有效和更致命。停戰(zhàn)終于帶來了和平，但隨著冷戰(zhàn)的爆發(fā)，東西方之間的對峙變得日益脆弱。隨著緊張氣氛升級，美國的馮·諾依曼和蘇聯的康托洛維奇運用他們的思想以幫助自己的國家，而里昂惕夫則試圖促進和平的經濟。

這些經濟學家不都是道德上的英雄：沒有某種程度的經濟管理，重大戰(zhàn)爭將不可持續(xù)。也許有人會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更為復雜的經濟管理來解釋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人被屠殺并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壞？附錄概述了這些經濟政策發(fā)揮作用（或失�。┑脑S多不同方式，以及各種背景條件如何影響這些政策的有效性。

從根本上說，本書不是一部戰(zhàn)爭經濟史，不是一部經濟政策的學術研究，也不是一部傳記研究，更不是一部關于在戰(zhàn)時如何提高經濟效率的指南。相反，本書描述了這些經濟學家所處的復雜、有時甚至是可怕的境地，以及他們如何利用自己的經濟學和個性去解決問題。這是一本關于經濟學的書，但它也是一個關于人性的故事。

軍隊一向知道人力、物資和補給線的重要性，但通常不考慮如何籌措資金，也不會考慮如何管理面臨大規(guī)模軍事破壞的經濟。單憑戰(zhàn)術高明的將軍和聰明的政客無法贏得戰(zhàn)爭。他們也需要頂尖的經濟學家。

我在此感謝所有提供過幫助的人，我在與他們的討論中獲得了很多有益的建議，我特別要感謝羅伯特·巴克爾、珍妮·莫雷爾、阿爾伯特·博拉德、馬克·哈里森、凱蒂·畢肖普、約翰·斯莫爾曼、牛津大學出版社、沙曼·巴克爾和邁克爾·詹斯。此外，我還要感謝原來的同事在注釋、翻譯和音譯方面提供的幫助，特別是有關日本、中國和蘇聯的外文材料。相關版權已確保合規(gu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