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資治通鑒》是北宋大政治家、大史學家司馬光領銜修撰的一部歷史名著，是我國歷史上部編年體通史，有著巨大的歷史價值，以及知往鑒今的借鑒價值，值得所有人閱讀。

一、編年體史書的源流與特點

《資治通鑒》，簡稱《通鑒》，全書294卷，不計標點約有330萬字。該書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959），記載了戰(zhàn)國初年迄于五代末葉1362 年錯綜復雜的歷史，是一部貫通古今的編年體通史巨著，其氣勢與規(guī)模，不僅在古代中國，就是在世界中世紀史壇上，都堪稱高視獨步、無與倫比。如此偉大的歷史巨著，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它是編年體史書發(fā)展到成熟時期水到渠成之作。大體說來，編年體史書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三個歷史階段（編年體史書以下行文簡稱編年史書）：商周迄秦，即先秦時期，是編年史書的草創(chuàng)時期，可稱之為源；兩漢迄唐，即漢唐時期是編年史書的確立時期；兩宋迄清是編年史書的成熟時期，《資治通鑒》是其成熟的標志。這后兩個時期，可通稱為流。本節(jié)簡括地評介《資治通鑒》產(chǎn)生前的編年史書的源和流，即先秦時期與漢唐時期，《春秋》和《漢紀》分別是這兩個時期的代表之作，重點說這兩部書，以了解編年史書的特點。

（一）先秦時期：編年史書的草創(chuàng)

編年體是按時間發(fā)展順序記敘歷史的一種史學體裁形式，是我國上古記載史事普遍使用的一種體裁，所以《隋書·經(jīng)籍志》稱之為古史。上古事簡，低下的生產(chǎn)力限制了人們的眼光，加之書寫條件極其困難，負責記敘歷史的史官或檔案人員，只能用簡練的文字記下他們認為重要的事，為使所記載的資料更具使用價值，往往冠之以時間單位，因而很自然地創(chuàng)造了編年記事的形式，此不獨中國為然，世界各國亦多循由此途拉開各自史學發(fā)展的序幕。原始社會結(jié)繩記事、刻木為志，就是早的以時間為順序的編年體式。我國現(xiàn)存早的記事文獻為商朝甲骨文。甲骨文又稱卜辭。卜辭記事就已標明年月日的順序，只是一般以日、月在前，而年代居后。現(xiàn)存西周的文獻，也有只記日、月而不記年的，或者只記年、月、日其中之一項的，缺乏完整準確的時間觀念，說明編年記事體制尚處于原始階段。

《漢書·藝文志》載，西周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但從傳世文獻來看，西周史書記事很不完備，不重時間觀念，以記言體為主，記事編年體處于附屬地位。春秋戰(zhàn)國時期群雄競起，稱霸爭雄。為在變動的社會中掌握歷史主動權，統(tǒng)治者招延名師攻習歷史，不僅是時髦，更是實際需要，從而推動了史學的發(fā)展。記言體史書，因大多無時期、位置可以對比，日益不受重視，如《國語》就被目為《春秋外傳》，地位在《左傳》之下。這時，編年體史書，由于有時間作為界標，便于考察時事，抑惡勸善，進一步發(fā)展起來，成為史書編纂的主導形式。此時期編年記事方式有了發(fā)展，按年、時（季）、月、日記事的程式已固定下來，所以內(nèi)容也豐富充實得多了。編年體的史書編纂體例已略具定式。周代王室和各諸侯國都設有專門的史官，有左史、右史、內(nèi)史、外史、大史之類，負責編年記載史事，所成之書，通稱春秋�！赌�子·明鬼篇》所謂百國春秋，猶言各國春秋，乃合指周王室和各諸侯國的大事記式的編年史。也有少數(shù)諸侯國不稱春秋的，如晉之《乘》、楚之《梼杌》等，據(jù)《孟子》解釋，都是春秋的別稱，也就是各國自己的編年史。

秦始皇焚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史記是春秋的又一通稱，指為史官所記。先秦編年史書劫后復見者，僅存孔子所修魯史《春秋》，這是極為遺憾的事，相傳是孔子以魯國的《春秋》為主，參照其他諸侯國的記載整理刪定而成。從此以后，《春秋》成為對一書的專稱�！洞呵铩酚敏攪�年號，按年、時、月、日分條記事，以展示自魯隱公元年（前722）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春秋列國史。文字極簡略，每事只記結(jié)果或結(jié)論，沒有過程的描述和事態(tài)的展開，且措辭隱晦，往往使人不知所云，又對于社會情況及重大事件多有缺漏。于是，為《春秋》作注解的所謂傳便相繼出現(xiàn)了。漢代傳《春秋》的有五家，即《左傳》三十卷，《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各十一卷�！多u氏》《夾氏》兩傳早亡，剩下的就是著名的《春秋》三傳。其中《公羊傳》《穀梁傳》，重在闡釋微言大義，向來不被視為史學著作。但細考二傳，都是嚴格遵循編年體式，按時間順序以闡釋《春秋》義旨的，其中著重闡釋避諱書法理論及大一統(tǒng)思想之類，對后世史學影響甚巨，且在編年釋義中，亦偶有史料的補充，因之，仍具有某種編年史書性質(zhì)，應該在史部典籍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至于《左傳》，因作了大量史料補充和在史學上的重大探索而成為我國部比較完備的編年體史書，則是舉世皆知的了。

《左傳》原名《左氏春秋》，形式上雖也以魯國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記事，但其內(nèi)容追溯到周宣王二十三年（前805），較《春秋》記事提前83年，又下延記事至智伯之滅（前453），后延28年，前后共計多出百年以上。其記事特點，不僅盡力充實史料，更注意過程的敘述、場面的描寫、人物的刻畫，同時又新創(chuàng)史論，于人物事件有分析，有評說，文辭更是著意求工，曲盡其妙，使人讀之興味盎然。凡此諸端，遂使《左傳》成為我國古代部獨立的史著。換言之，《左傳》雖屬解釋《春秋》的傳，但它卻可以離開《春秋》而顯示史學著作的功能，但《春秋》如離開《左傳》，不少地方將使人難明所指。由于《左傳》不僅記述了春秋時期政治、軍事、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重大史實，而且集錄了很多有關春秋以前的歷史事實和傳說，因而成為研究先秦歷史的重要資料。

《左傳》與《春秋》相比，史體有了重大改進，大體說有三個方面。一是豐富了史料�！洞呵铩沸�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此條史事寥寥13字，《左傳》則衍為534字，詳細地予以記述，才使得事件真相大白，讀者明其所以。二是注意了文采�！蹲髠鳌酚浭聹Y懿美茂，其語生氣勃勃，文章優(yōu)美，便于習誦，有利流傳。三是新創(chuàng)了史論�！蹲髠鳌酚浭掠迷u論來表現(xiàn)是非，或以君子曰發(fā)端，或借引孔子曰代己立言，或系判斷語于事尾，巧妙地將各種形式的史論，組合交織于記事之中，是述史的一種書法。這種書法，左丘明發(fā)端于前，司馬遷弘揚于后，理論概括稱之為寓論斷于序事，比《春秋》的書與不書或一字褒貶之書法上升不可同日而語的境界�！蹲髠鳌肪幠暧浭碌某删�，對《資治通鑒》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上述《左傳》改造《春秋》史體的三大特點，在《資治通鑒》中有淋漓盡致的發(fā)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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