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德國的歷史學家們把現(xiàn)實主義政策看作是唯一正當的選擇，他們忽視了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真理：人類處境的所有進步都是由以下偉大的思想家們帶來的，這些人洞悉世界的矛盾和不幸，他們轉向了另一面，設想并向人們證明世界可以更美好、更公正、更幸福。正像阿爾貝·索雷爾說的，我們應將以下思想歸功于這樣的思想家們：“權利觀念來自對不公正的現(xiàn)實的思考，所有有關人類尊嚴、良知的觀念都來自對狂熱迷信的混亂狀況的思索�！�
　　根本上說，德國的歷史學家們對這一真理的認識是模糊的，盡管他們有一套歷史哲學，但這只是讓他們去證明強力和欺騙的合理性，他們總是試圖證明，強力與道德價值不可分割，這個世界的盛大戲劇說到底是使得功業(yè)更具光輝。再者，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在討論普魯士的巧取豪奪的合理性的時候，遠不是把這歸因于利益法則，而是以他們高超的詭辯技巧費盡心機地讓他們的同胞逃避對欺詐的譴責。
　　我們必須提防這樣一種認識：德國歷史學家們對法國大革命的仇恨完全是由這一事件的理想主義特征引起的。我們必須考慮到，他們之所以會有這種情緒，一些人是因為恐懼，而另外很多人則是出于嫉妒。
　　“我本來很愿意承認法國人的要求是正當的”，安希�。ˋncillon）曾說，“如果不是因為我在其他民族中看到由此帶來的危險的話”。這是柏克式的呼喊，而所有普魯士的歷史學家也都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是的，因為他們的國家，因為他們鐘愛的制度，他們害怕這場革命，這種由恐懼造成的仇恨經常表現(xiàn)在他們身上。
　　在19世紀那個開明的德國，要找出幾個真正同情甚至對法國抱有公正看法的人——學者、作家、畫家——是件悲哀的工作。也許我們可以指出幾個人——如蘭克曾認為笛卡兒（Descartes）是“一個深刻而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