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同時我們不要把帝國主義看得過于簡單。以為世界上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帝國主義了。……在西洋方面，中古的亞拉伯人以武力推行回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國主義。十八世紀末年法國革命家以武力強迫外國接受他們的自由平等，大行其革命的帝國主義。據(jù)我們所知，歷史上各種政體，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種社會經(jīng)濟制度，資本主義也好，封建主義也好，都有行帝國主義的可能。
　　同光時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時代的危險及國際關(guān)系的運用，他們只知道破壞李鴻章諸人所提倡的自強運動。同時他們又好多事，倘若政府聽他們的話，中國幾無年無日不與外國打仗。
　　長江流域有太平天國之亂的時候，北方有捻匪，陜、甘、新疆有回亂。清廷令左宗棠帶湘軍去收復(fù)西北。俄國趁我回亂的機會就占領(lǐng)了伊犁，這是俄國趁火打劫的慣技。在十九世紀，俄國占領(lǐng)我們的土地最多。咸豐末年，俄國趁太平天國之亂及英、法聯(lián)軍，強占我國黑龍江以北及烏蘇里以東的地方，共三十萬平方英里。現(xiàn)在俄國的阿穆爾省及濱海省包括海參崴在內(nèi)，就是那次搶奪過去的。在同治末年，俄國占領(lǐng)新疆西部。清廷提出抗議的時候，俄國又假仁假義的說，他全無領(lǐng)土野心，他只代表我們保守伊犁，等到我們平定回亂的時候，他一定把土地退還給我們，其實俄國預(yù)料中國絕不能平定回亂，中國勢力絕不能再伸到新疆。那末俄國不但可以并吞伊犁，還可以蠶食全新疆。中國一時沒有辦法，只好把伊犁作為中、俄間的懸案。
　　左宗棠軍事的順利不但出于俄國意料之外，還出于我們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次第把陜西、甘肅收復(fù)了。到了光緒元年，他準備進攻新疆，軍費就成了大問題。從道光三十年洪秀全起兵到光緒元年，二十五年之間，中國無時不在內(nèi)亂內(nèi)戰(zhàn)之中，實已兵疲力盡，何能再經(jīng)營新疆呢？并且交通不便，新疆民族復(fù)雜，面積浩大，成敗似乎毫無把握。于是發(fā)生大辯論，左宗棠頗好大喜功，他一意主進攻。他說祖宗所遺留的土地，子孫沒有放棄的道理。他又說倘若新疆不保，陜、甘就不能保：陜、甘不保，山西就不能保；山西不保，河北就不能保。他的理由似乎充足，言論十分激昂。李鴻章的看法正與左的相反。他說中國之大禍不在西北，而在東邊沿海的各省，因為沿海的省份是中國的精華，而且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在東方的過于在西方的。自從日本維新以后，李鴻章更加焦急。他覺得日本是中國的真敵，因為日本一心一意謀我，他無所圖，而且相隔既近，動兵比較容易。至于西洋各國彼此互相牽制，向外發(fā)展不限于遠東，相隔又遠，用兵不能隨便。李鴻章因此主張不進攻新疆，而集中全國人力物力于沿海的國防及腹地各省的開發(fā)。邊省雖然要緊，但是腹地倘有損失，國家大勢就去了。反過來說，倘若腹地強盛起來，邊省及藩屬自然的就保存了。左宗棠的言論比較動聽，李的比較合理；左是高調(diào)，李是低調(diào)。士大夫階級一貫的尚感情，唱高調(diào)，當然擁護左宗棠。于是借外債，移用各省的建設(shè)費，以供左宗棠進攻新疆之用。
　　左宗棠的運氣真好，因為新疆發(fā)生了內(nèi)訌，并沒有遇著堅強的抵抗。光緒三十年底，他把全疆克服了。中國乃派崇厚為特使，到俄國去交涉伊犁的退還。崇厚所訂的條約雖收復(fù)了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幾全割讓與俄國，南疆及北疆之交通險要區(qū)亦割讓。此外，崇厚還許了很重要的通商權(quán)利，如新疆加設(shè)俄國領(lǐng)事館，經(jīng)甘肅、陜西到漢口的通商路線，及吉林、松花江的航行權(quán)。士大夫階級主張殺崇厚，廢約，并備戰(zhàn)。這正是青年言論家如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初露頭角的時候。清廷競為所動。于是腳慌手忙、調(diào)兵遣將，等到實際備戰(zhàn)的時候，政府就感覺困難了：第一，從伊犁到高麗東北角的圖們江止，沿中、俄的交界線處處都要設(shè)防，那里有這么多軍隊呢？首當其沖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隊就太疲倦，不愿打仗。第二，俄國遠東艦隊故作聲勢，從海參崴開到日本洋面，中國因此又必須于沿海沿長江設(shè)防。清廷乃起用彭玉麟督長江水師來對付俄國的海軍，彭玉麟想滿載桐油木柴到日本洋面去施行火攻。兩江總督劉坤一和他開玩笑，說時代非三國，統(tǒng)帥非孔明，火攻之計恐怕不行呢！李鴻章看見書生誤國，當然極為憤慨。可是抗戰(zhàn)的情緒很高，他不敢公開講和。他只好使用手段。他把英國有名的軍官戈登將軍請來作軍事顧問。戈登是個老實人，好說實話。當太平天國的末年，他曾帶所謂常勝軍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頗信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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