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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在編排上將原書整理為橫排簡體，依照現(xiàn)代閱讀習慣加以標點，添加中文標題,并譯出法文標題，隨篇附繁體豎排原書圖片，以方便讀者對照。兩篇文章始末出現(xiàn)在同一頁時，為提供完整閱讀感受，原書圖片重復出現(xiàn)一次。在選錄、整理、校核的過程中，我們依據(jù)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和古籍整理通例進行漢字簡化和全文標點。對于原書中的公文格式，盡量依據(jù)原書面貌保留。不通行于現(xiàn)代漢語的個別格式，如抬格等，不做保留。此外，原作者在將中文翻譯成法文時，把原文的陰歷日期均換算成了公歷日期，編者在標題中予以保留。本書選用清晰度較高的1906年版影印，但因該版本多處排字錯誤，編者根據(jù)1894年版、1901年版、原書法語譯文意思及清代官文常見措辭、人名等對此進行勘誤，以現(xiàn)在的簡體橫排版本中的用字為準。特此說明。

《官文選》的編纂動機與社會民俗學價值

在《官文選》的序言中，作者交代了文獻的兩種來源：大多數(shù)關(guān)于天主教會的文本出自黃伯祿神父（Pierre Houg，18301909）在上海出版的《正教奉褒》和《正教奉傳》。這兩本書關(guān)心的是傳教士在華的狀況，收集了從唐朝至晚清的官文，旨在為天主教正名，彰顯朝廷對天主教會及信仰的認可和容納，以及民間的擁護和褒贊。b其他文件來自當時的法國駐北京公使館翻譯古恒先生（Maurice Courant，18651935）。古恒在1891年也出版過一本官文集《北京朝廷：機構(gòu)、生活和職能》，重在介紹清廷組織機構(gòu)、人事職能以及主要的宮廷儀禮，如皇族大婚、喪禮、大祭、登基、攝政、宴請以及在這些情況下所使用的服飾、器具等，僅收錄了十七篇官文作為實例展示。a可見，將官文輯錄成冊，是西方人考察中國社會制度和思想體系的一種特殊路徑。

然而，《官文選》所收錄的官文既包含上述范圍的文獻，還加入了大量關(guān)于朝中秩序、社會案件、中外關(guān)系、公序良俗的官方文獻，作者的用意應與上述二人不同。顧賽芬在原書序言中表示，他一方面意在展示中國官方寫作的文體特點：復合句眾多，對稱且具節(jié)奏感，集簡潔和清晰于一體，句子讀來既悅耳又充滿智慧，另一方面旨在幫助讀者了解清朝的制度、習俗和倫理道德。

顧賽芬選入的官方文書不同于當時其他來華傳教士的實地考察記錄，其特殊性在于每個文件都牽涉對話的雙方，包括底層民眾、外國使臣、皇室貴族、士官臣子、耶穌會士等各個社會群體在同一事件中一致或相悖的道德觀念、知識體系，以及在各自社會心理指導下的舉動，復現(xiàn)了明清時期官方如何維系民間、宮廷、宗教和外交四種場域的規(guī)范和秩序，以及在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下，各種觀念信仰、風俗習慣間存在的各種沖突、制約和調(diào)和�？梢哉f，這些官文可被視為近代中國社會關(guān)系的特殊載體，我們既可以從中窺見皇室禮儀、高官顯宦的講究，也能看到民間的習俗觀念。

20世紀初，法國漢學家葛蘭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曾在中國親屬關(guān)系制度研究中注意到延續(xù)幾千年的中國文明中民間習俗、貴族禮儀和大清律例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并利用俗、禮、法三種文獻進行了一系列出色的社會法學研究，考察和闡釋了維系社會基本秩序的婚姻和親屬制度在中國的演變過程。在《官文選》的編纂策略上，顧賽芬暗合了葛蘭言的方法，他所編譯的這些具有行政外交文體的官方材料，提供了豐富的近代中國社會關(guān)系視角，可視為一項具有前瞻性的文獻社會學工作，從民俗學和社會史學視角來看，具有重要的學術(shù)價值和史料價值。

往前追溯，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在1756年出版的巨著《風俗論》中，就使用了早期來華耶穌會士回傳歐洲的中國官文包括皇帝遺詔作為論據(jù)。通過這些官文，伏爾泰注意到，當時中國的貴族和官員也崇敬天地神明，并且將之與當政者的德行關(guān)聯(lián)起來；他極為贊許中國人能夠以禮節(jié)來解決問題，認為禮儀可以幫助樹立克制和正直的民風；他還看到了法律在中國不僅用于刑罰，還用來褒獎美德，官府要為善舉立牌掛匾。伏爾泰認為，中國人的根本大法是全國一家，所以將維護公共秩序視為首要責任，其結(jié)論是，禮法的精神與敬神的觀念合起來形成了中國人的宗教。在華耶穌會士韓國英（P. M. Cibot，17271780）發(fā)表于1789年的長篇論文《中國宮廷禮俗與〈以斯帖記〉所志的風俗習慣比較》同樣在將中國宮廷風俗與古波斯宮廷風俗的對比中，介紹了中國古代的宮廷禮俗，包括筵宴、壽宴、婚禮、喪禮、君臣關(guān)系、勸諫技術(shù)、賞賜功臣、高麗國朝貢、刑罰等，整體上呈現(xiàn)了中國封建貴族和帝國宮廷的文化世界。c我們無法知道顧賽芬神父是否受到伏爾泰、韓國英的啟發(fā)，但是時隔百年，《官文選》又一次成為反映中國宮廷文化道德與習俗的學術(shù)出版物，并且首次以大量的一手公函為載體，更加直觀和有力。

鑒于此，我們依據(jù)1906年獻縣印書館出版的《官文選》第四版，選編了其中四十余篇，在海外藏中國民俗文化珍稀文獻系列中出版，另命名為《明清風俗類官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