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總統(tǒng)撒謊：官方欺騙及其后果的歷史》基于大量原始資料詳細研究了四位重要總統(tǒng)所說的謊言：富蘭克林·羅斯福與雅爾塔協(xié)定、約翰·肯尼迪與古巴導彈危機、林登·約翰遜與第二次東京灣事件、羅納德·里根與1980年代的中美洲。阿爾特曼從實用性的角度來探討政府謊言，通過研究同期政府文件和媒體報道，展示了官方謊言如何反過來困擾說謊者本身及其繼任者，又如何最終破壞他們最初通過說謊來支持的政策。本著作研究扎實、資料豐富，學術性較高，同時也具有較強的可讀性，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
[美]埃里克·阿爾特曼(Eric Alterman)，是一位美國歷史學家、記者、作家、媒體評論家、博客作者和教育家。他是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英語和新聞學特聘教授，曾任《國家》雜志“自由媒體”專欄作家，曾在紐約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新聞學。阿爾特曼已出版11本書，曾獲喬治·奧威爾獎、斯蒂芬·克蘭文學獎等獎項。王本濤，歷史學博士，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教師。徐蒙，廈門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yè)博士研究生。
第一章 引言：關于個人的謊言與總統(tǒng)的謊言
第二章 富蘭克林·羅斯福、哈里·S．杜魯門和雅爾塔會議
第三章 約翰·F．肯尼迪和古巴導彈危機
第四章 林登·B．約翰遜與北部灣事件
第五章 羅納德·里根、中美洲與伊朗門丑聞
第六章 結論：喬治·布什和后真相時代的總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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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恩叢書·當總統(tǒng)撒謊：官方欺騙及其后果的歷史》：
在2002年秋天，當喬治·W.布什試圖說服美國和全世界相信，美國對伊拉克發(fā)動“先發(fā)制人”的戰(zhàn)爭的時機已到來時，這場特殊的歷史類比之戰(zhàn)即將再次重演——這次作為一場鬧劇�？偨y(tǒng)把來自伊拉克的“威脅”比作發(fā)生在40年前的古巴導彈危機：“就像肯尼迪總統(tǒng)在1962年10月所說：‘無論是美國，還是國際社會，都不能容忍來自任何國家、任何程度的蓄意欺騙和進攻威脅�！f：‘我們不再生活在一個，只有真正發(fā)射武器才對國家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世界。’”據(jù)《紐約時報》記者報道，“他的助手承認”，這樣比較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沖突有緊迫感，并解釋為什么只等幾周或數(shù)月就解除伊拉克領導人的武裝”。在小布什向全國民眾發(fā)表演講后，白宮發(fā)布了據(jù)稱是伊拉克核設施的間諜衛(wèi)星照片，這樣做明顯是為了讓民眾回想起肯尼迪展示蘇聯(lián)在古巴的導彈照片的決定，盡管布什先生的照片顯示的只有建筑物而非武器。然而，拿古巴導彈危機舉例，是一個錯誤的歷史類比，因為美國現(xiàn)在面對的不是蘇聯(lián)那樣強大的對手，而伊拉克也沒有瞄準美國，或者能夠打擊到美國的導彈。此外，就像許多肯尼迪原助手急于解釋的一樣，小布什試圖在伊拉克發(fā)動先發(fā)制人的攻擊，而肯尼迪總統(tǒng)親自阻止了對古巴采取這種方案。
但這個比喻，無論理解得多么不全面，應用得多么不恰當都是一個很有效力的手段，小布什的對手迅速援引美國歷史上同樣閃光的時刻，以提出與總統(tǒng)相反的觀點。其中言辭最為雄辯，也最能引起情感共鳴的是參議員愛德華·M.肯尼迪（Edward M.Kennedy）。他作為回應說，他的兄長特意避免對古巴進行先發(fā)制人的攻擊，而是選擇對古巴實施海上“隔離”，他的兄長羅伯特認為，對古巴發(fā)動突襲將是“反向的珍珠港事件”�？夏岬蠀⒆h員認為，“預防性的軍事行動”在當時和現(xiàn)在都不明智。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入侵伊拉克的評論員，似乎都不大清楚古巴危機真正的解決方案。弗雷德·卡普蘭（Fred Kaplan）在網(wǎng)上期刊《石板》（Slate）上撰文指出，由于肯尼迪在最后一刻向赫魯曉夫提供秘密交易這一事實，“如果[喬治·布什]想要效仿約翰·肯尼迪，拒絕為了避免戰(zhàn)爭而妥協(xié)這一可能性，可能不是明智的選擇”。大多數(shù)的討論者都不知道危機解決的真實歷史，與此同時，布什和他的顧問們不惜夸大美國當時面臨的威脅程度，以使這個比喻更具有合法性。2003年1月，《華盛頓郵報》的外交記者邁克爾·多布斯（Michael Dobbs）寫道：“在1962年，肯尼迪斷定古巴出現(xiàn)蘇聯(lián)導彈是對國家安全的不能容忍的威脅；小布什對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傳播，也持同樣的看法。”
人們對國家榮譽的神話仍然懷有根深蒂固的信仰，甚至連那些對歷史記載的準確性負有責任的學者也不例外�？ㄆ仗m在他關于古巴問題的文章中認為，盡管現(xiàn)在關于導彈交易的錄音帶和其他證據(jù)“已經(jīng)由約翰·肯尼迪圖書館公開多年……但幾乎沒有任何關于該危機的歷史著作收錄或正確解讀這些資料”。他的觀點可能有些夸大——事實上2002年就有許多歷史學家已經(jīng)把這些新證據(jù)納入他們的著作——但對于相關問題研究專著中最知名且最受歡迎的那一部分而言，卡普蘭的指責可謂深中肯綮。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關于肯尼迪總統(tǒng)在白宮生活歷程的著作出版于1994年，此時西奧多·索倫森的“坦白”已過去四年。他在這本曾獲獎的著作中講述了導彈危機的故事，但除了《十三天》中所描述的錯誤內容以外，并沒有提及肯尼迪和多勃雷寧的會談。危機爆發(fā)35周年之際，里夫斯在《紐約時報》的社論對頁版上撰文稱，讓肯尼迪“感到驚訝的是，蘇聯(lián)領導人竟?jié)M足于如此少的導彈拆除回報：美國保證不入侵古巴”。
關于導彈危機神話的力量，最令人驚奇的例子也許就是羅杰，希爾斯曼。1996年，這位原國務院情報研究局局長出版了第二本古巴導彈危機專著，獻給約翰·肯尼迪和羅伯特·肯尼迪。他向讀者承諾，書中所含信息是他“以前無權對外公布的內容”。然而，危機后一直在學術界任職的希爾斯曼，在這本書中寫的還是他在25年前講述過的內容，而這些內容都已被否定。他講述約翰·斯卡利和“亞歷山大·福明”的故事時，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兩個人的討論與危機的解決沒有任何關系。書中還有“福明通過斯卡利提供的方法和赫魯曉夫的電報實際上是一攬子提議”這樣的謬論。他抱怨說，“莫斯科在宣傳中把蘇聯(lián)部署在古巴的導彈與美國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導彈聯(lián)系在一起，其靈感來自沃爾特·李普曼周三發(fā)表的一篇報紙專欄文章，其中提議以古巴的導彈交換土耳其的導彈。強硬派可能促使其他人將兩者相提并論，這樣一來，在世界其他國家的眼中，蘇聯(lián)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決定就顯得合情合理，因為他們不知道肯尼迪在這很久以前就決定從土耳其撤除美國的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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