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著名學者曹文軒曾指出：“安徒生對中國兒童文學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中國兒童文學的許多特質，都與安徒生童話有著隱形的關系……對于中國兒童文學來說，安徒生恩重如山。中國兒童文學的浩蕩大河的源頭之一就是安徒生。中國兒童文學的軀體里流淌著安徒生的血液。這鮮艷而純凈的血，在漫長的時間里，一直在滋潤著中國兒童文學。中國兒童文學不是純粹的，它有異邦的血統(tǒng)，而這其中，安徒生是最強大的。中國兒童文學的種種基本品質，與這個長相不算好但卻極其善良的丹麥人息息相關……”安徒生童話自二十世紀初傳入中國以來，與中國兒童文學百年發(fā)展歷程一路“糾纏下來”，兩者產生了難分難舍的淵源關系，研究安徒生童話對中國兒童文學的影響，俾使中國兒童文學發(fā)展中的諸多特質得以清晰而合理的理解與解釋。不過，由于安徒生童話對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影響在各個時期皆有所不同，甚為復雜，要用一本書的寫作，綜析其中要旨，臚列各時期的種種影響，遠超出我的心智能力范圍，因此，本書只選擇安徒生童話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初創(chuàng)期的影響作為對象進行研究，從源頭出發(fā)，將安徒生與中國兒童文學的淵源關系突顯出來，也希望借此研究拋磚引玉，為安徒生童話的影響研究做個“開頭”出來，以供學界同仁深掘之。

本書立足于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外來影響考量，選取安徒生童話作為探究的突破點，著重探討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初創(chuàng)時期（即1917年至1927年）安徒生童話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所產生的具體影響。

這個論題的設定也許會讓許多人產生這樣的疑惑：安徒生童話對整個中國兒童文學的發(fā)展影響甚大，更毋庸提其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初創(chuàng)時期所起到的作用了，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相關的理論成果也有很多，那么，本書的新意何在呢？

學界研究的現狀與產生疑問的各位的看法正好相反。目前學界尚無關于安徒生童話對中國兒童文學影響研究的系統(tǒng)專著問世，更遑論深入研究安徒生童話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初創(chuàng)期所起作用的研究論著了。難道是這個論題本身太顯而易見，無須研究，也沒有研究的學理價值嗎？

深究下去，我們發(fā)現事實的真相是，當我們設定“安徒生童話對中國兒童文學的影響”這個關鍵句去學界的各項成果中“搜索”時，在比較文學、外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這四個科目下，搜索結果甚少，原因是這四個學科門類研究的主流是有關成人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有關成人文學的外國文學研究，有關成人文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有關成人文學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安徒生童話雖然在無數成年人的童年、青年、中年甚至老年的生活中，曾經或者正在或者將要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是童話還是童話，不能進入成人文學的研究視界。那么，此論題在專門研究 “兒童的文學”的兒童文學學科領域中應該是碩果累累了吧？其實也不然。兒童文學界將“安徒生對中國兒童文學的影響”這個論題設定為比較文學中的中外文學影響的比較研究范疇，因此，這一有意識或無意識設定的結果是，在兒童文學界，有關安徒生童話的研究多集中于對其藝術特色的文本分析研究。

二

從研究現狀來看，嚴格地說，有關系統(tǒng)探討安徒生童話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初創(chuàng)期的影響的論著尚未出現。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以安徒生童話為主的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譯介狀況的研究，是進行本書所設課題研究的基礎之一，因為學理的研究離不開史實的占有，只有了解、明晰當時有哪些外國兒童文學作品進入到中國，才能從文本事實入手，對當時的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的譯介情況有大致的了解，才能闡述清楚以安徒生童話為主的外國兒童文學作品在當時的特殊影響力。此外，有關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初創(chuàng)期的分析研究也為本書的研究提供了學理參照價值。但實際的情況是，這兩方面內容的研究相對于兒童文學學科領域的其他論題來講，顯得分外薄弱。有關外國兒童文學譯介的研究，現有的成果主要形式為單篇論文，這些論文集中于對晚清至“五四”前后期間的外國兒童文學譯介情況的概貌綜覽。而有關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初創(chuàng)期的研究目前也還沒有出現系統(tǒng)的理論專著或者研究課題，多為個案研究或者思潮綜覽時提及此論題。

（一）有關外國兒童文學譯介的研究

秦弓的兩篇論文《“五四”時期的安徒生童話翻譯》與《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是目前有關外國兒童文學譯介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五四”時期的安徒生童話翻譯》一文中，秦弓提出：“‘五四’之前的兒童文學翻譯，未能完全做到以兒童與原著為本位，同完型意義上的兒童文學翻譯尚有一段距離。完型意義上的兒童文學翻譯始于‘五四’，其起點與成熟的標志是安徒生童話的翻譯。”論文首先大致介紹了“五四”之前中國早期外國兒童文學譯介的情況，認為當時的兒童文學翻譯還稱不上真正意義的兒童文學作品，并不完全適合小讀者閱讀。從翻譯態(tài)度到翻譯語體與譯文語調，最早顯示出兒童文學本色的作品應該是周作人翻譯的《賣火柴的女兒》。除周作人外，“五四”時期翻譯、研究安徒生童話的另一位重要作家就是趙景深。論文還指出，“安徒生童話的意旨已經進入到個性與人道的終極價值及其相互沖突的深刻層面，恰合新文化運動的啟蒙需求”，因此，“五四”文壇出現了安徒生童話的譯介熱，《小說月報》《文學周報》等推出了安徒生童話譯介專號。

在《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一文中，秦弓通過具體的文獻材料指出，“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譯介涉及德、意、英、法、俄、日、丹麥、荷蘭、阿拉伯等多個國家， 文體種類包括童話、神話、傳說、故事、童謠、寓言、畫書、插圖、兒童詩、兒童劇、音樂故事、科學小說、科學小品等，這些譯介為“中國文壇打開了一個新奇絢麗的兒童文學天地，兒童乃至成人從中汲取精神營養(yǎng)和品味審美怡悅自不必說，作家也從中獲得了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范型和藝術靈感產生的媒質”。論文重點介紹了法、意、英、俄及日本的兒童文學作品在當時的譯介情況：1.首先談到了法國兒童文學在“五四”時期的譯介情況，認為如《列那狐的故事》這樣的法國中世紀民間長篇故事詩所蘊含的“深層意蘊與五四時期反抗強權、個性解放的時代精神有相合之處”。2.文章沒有花太多的篇幅介紹著名的《格林童話》在當時的譯介情況，因為秦弓認為“五四時期影響最大的是意大利兒童文學”，在當時新文化運動中影響頗大的兩部意大利兒童文學代表作是《愛的教育》與《木偶奇遇記》。3.對英國兒童文學的譯介，文章重點談到了王爾德的詩性童話對“拓展兒童文學視野、推動中國兒童文學在寬廣的道路上前進”的積極意義。4.俄羅斯文學在“五四”時期備受青睞，兒童文學作品也被大量譯介到中國，其中最著名的譯介行為之一就是魯迅選擇翻譯“充溢著使命感的愛羅先珂童話”。5.“五四”時期翻譯最多的東方兒童文學作品屬日本和印度的童話與寓言。6.“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中科學作品與科學小說也占到了一定比重，文章重點談到了丹麥科學童話《兩條腿》在當時的譯介情況。

介紹外國兒童文學譯介的另一篇重要論文系李麗所寫的《清末民初（1898—1919）兒童文學翻譯鳥瞰》。李麗認為清末民初的外國文學翻譯作品盡管受到當時封建社會“父為子綱”觀念的影響，但仍然有相當一部分是屬于兒童文學作品。文章分為兩大部分：清末民初兒童文學翻譯的概況與總體特點。在第一部分中，作者介紹了當時的翻譯規(guī)模為120篇作品，涉及的譯者為59人，出版機構為18家，并介紹了當時翻譯作品的類型以科幻作品與世界經典兒童文學作品為主。另外，作者認為當時的翻譯中心在上海，因為大多數出版機構辦公地點設在上海。在文章第二部分中，作者認為清末民初的翻譯特點可以用兩個字概括：潛流。作者之所以提出兒童文學翻譯在此時期是一股潛流，基于四點原因：一是兒童觀在此時期已經得到松動，傳統(tǒng)的舊的兒童觀開始慢慢消失，但總體上對兒童的看法還沒有突破性的大發(fā)展；二是“有一些在原語文化中是兒童文學的作品或者具有某些兒童文學性質的作品，在翻譯過來的時候，譯者并沒有自覺。在翻譯成中文的時候只是淹沒在晚清成人文學的繁盛的大潮中，并被貼上了諸如‘神怪小說’‘冒險小說’等標簽”；三是此時期的翻譯語言依然是文言文；四是翻譯的根本出發(fā)點并沒有根本擺脫“文以載道”的傳統(tǒng)文學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