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唐書·宗室世系表》序云：昔者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居五十三焉，后世不以為私也，蓋所以隆本支，崇屏衛(wèi)。雖其弊也，以侵凌王室，有末大之患，然亦崇獎扶持，猶四百余年而后亡，蓋其德與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然也。至漢鑒秦，務廣宗室，世其國地，不幸世絕若罪除，輒復續(xù)以存其祭祀，與為長久之計，故自三代以來，獨漢為長世。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孫蕃衍，可謂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盡，則各隨其人賢愚，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于民間，甚可嘆也！然其疏戚遠近，源流所來，可以考見，作《宗室世系表》。
解析這段話，其內(nèi)涵集中于宗室與分封的關聯(lián)。西周分封制度并不限于同姓，雖然贏得了不以為私的美譽，但異姓受封最終反而成為覆滅王朝的不利因素。相較秦朝不分封的另一個極端，漢興以來，高祖發(fā)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史記·呂太后本紀》）之誓，即在排除異姓為王的前提下，以廣封同姓當作屏藩皇權(quán)的主要制度，故兩漢能有天下四百年。廣而推之，唐代能有天下三百年，也是因為延續(xù)了帝王子孫封爵之故。天子帝王的子孫，就是所謂的宗室。在整個封建時代，宗室既是天子帝王的親屬，因此享有各種無上的特權(quán)，也因此成為皇權(quán)的共生體，在分封、管理、約束、縱容甚至迫害之余，宗室同時也被寄予了拱衛(wèi)王朝的各種厚望，與皇權(quán)同生共衰，是這一特殊群體的宿命。
唐代的宗室群體確實較為龐大，在九廟秩序下，高祖以上四祖皆得追謚為帝，其見在子孫，以及高祖以下諸帝的子孫，又加上玄宗等執(zhí)行不以親盡而移除疏屬的政策，導致這一群體的規(guī)模從未萎縮，形成所謂子孫繁衍，可謂盛矣的局面。當然，除了嗣王，宗室封爵之蔭因為承襲降等的原則，大致在延續(xù)六七代后就會親盡而失，因此在龐大的唐代宗室群體里，就有相當部分是沒有封爵，僅能與普通人一樣入仕乃至流落民間的宗室后人，對這批人而言，宗室身份除了血統(tǒng)上的優(yōu)越，再無其他意義。當然，出于對李唐宗室群體的重視，在修《新唐書》時就特作《宗室世系表》，以辨別其族源和記錄各種親疏關系。
雖然當前學界對秦漢以降各朝宗室的研究成果極為豐碩，但相關專著并不算多，所見主要有漢、兩晉、南齊梁、唐、宋、金、明、清諸朝宗室研究，其中以宋、清為最。如沈剛《漢代國家統(tǒng)治方式研究： 列卿宗室信仰與基層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張興成《兩晉宗室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李猛《齊梁皇室的佛教信仰與撰述》（中華書局，2021年）；客洪剛《唐代皇室刺史研究以皇子出刺為中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雷艷紅《唐代君權(quán)與皇族地位之關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劉思怡《唐代宗室管理略論稿》（陜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美］ 賈志揚著，趙冬梅譯《天潢貴胄： 宋代宗室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駱曉倩《兩宋宗室文學研究》（中華書局，2012年），何兆泉《兩宋宗室研究以制度考察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楊理論、駱曉倩、姚瑤《詩與畫： 宋代宗室的藝術(shù)棲居》（人民出版社，2018年），王作良《宋代宗室詞研究》（科學出版社，2019年），徐建融等《絕世風雅： 宋代的宗室繪畫》（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9年），張邦煒《宋代皇親與政治解讀趙宋王朝家天下的政治內(nèi)核》（鄭州大學出版社，2021年）；李玉君《金代宗室研究》（科學出版社，2016年）；雷炳炎《明代宗藩犯罪問題研究》（中華書局，2014年），張明富、張穎超《天潢貴胄的心智結(jié)構(gòu)明代宗室群體心態(tài)、知識狀況及信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美］ 魯大維著，楊柳青、康海源譯《神武軍容耀天威： 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楊學琛、周遠廉《清代八旗王公貴族興衰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美］ 李中清、郭松義《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huán)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賴惠敏《天潢貴胄清皇族的階層結(jié)構(gòu)與經(jīng)濟生活》（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周增光《宗室王公與清末新政》（華夏出版社，2018年）等；此外還有劉雅君《漢魏六朝東宮官職變遷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20年）與張軍、龐駿《中古儲君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15年）兩書，主要對漢唐間的東宮制度和皇位繼承制度進行專門討論。
以上針對各斷代宗室的研究著作，有的以嚴整的宗室制度為研究對象，探究本朝相關制度的發(fā)展變遷，有的則選取某一類型問題入手，以小見大地推進研究。這些選題或方法對唐代宗室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啟發(fā)和借鑒意義。而在為數(shù)不多的宗室研究專著中，有關唐代宗室的三本專著就顯得更為珍貴。
其中客洪剛先生專以宗室子弟出刺為中心，既是對宗室擔任州郡刺史制度的全面梳理，同時也是將地方治理問題中的宗室刺史群體作為特殊對象的雙向研究。雷艷紅先生則主要從君權(quán)與皇族之間的消長關系入手，對從高祖至中晚唐期間，歷太宗、高武、中宗、睿宗、玄宗諸帝如何利用君權(quán)平衡或壓制皇族的各種策略進行比對研究，進而深度探討了唐代皇族地位興衰的制度因素。劉思怡先生的研究最為全面，分宗正寺、東宮及王府、宗室的相關管理機構(gòu)、宗室的管理制度等四個方面，對史料中所能關涉的絕大多數(shù)唐代宗室制度，如宗正寺制度、東宮官、王府官、譜牒修編，宗室的贍養(yǎng)、法律、婚姻、教育、入仕和宗室女的管理制度等都進行了有益的探討，書中還附有諸如宗正（少）卿一覽表太子詹事一覽表諸王外刺一覽表等，尤見作者功力。
此外，目前每年仍會有數(shù)十篇碩博士學位論文關涉唐代的宗室群體或制度研究，至于相關主題的論文，因數(shù)量巨大，不再一一舉例。其實關于唐代宗室的研究，若從王夫之、趙翼、錢大昕等清代學者就相關史料的考據(jù)辨析算起，陳寅恪先生續(xù)接辨析李姓的族源，說明唐代宗室研究的起點是極高的。依筆者統(tǒng)計歸類現(xiàn)有唐代宗室研究的成果，大致可有世系溯源、世系增補、宗室官員、宗室食封、宗室出刺、宗室婚姻、宗室教育、宗室修譜、宗室入仕、太子制度、東宮官、王府官、王宅分布、宗室典兵、皇位繼承、宗室喪葬、宗室宰相、宗室墓志、宗室女及后代、宗室人物、宗室小家族等類型。這些研究成果體現(xiàn)出了四種特色。
第一，明面制度的研究。這應該是宗室研究中最基本的起點，如關于宗室管理機構(gòu)匯總、宗正寺職能、東宮官制、王府官制、宗室食封、譜牒修撰、教育制度等見載于史書中的各項制度，學界都已有了廣泛深入的研究。
第二，隱藏制度的探究。這也是目前所見宗室研究中選題最為豐富的部分，比如族源世系，宗室之陪葬、給謚、喪葬、婚姻、才學、入仕、典兵等各種雖見載于史，但并未明確為某項制度，學界也已利用各種信息對可能涉及的制度進行了復原。
第三，對基本史料的重審和辨析。兩《唐書》宗室傳、諸帝子傳、宗室宰相傳、宗室人物傳、宗室世系表、諸帝本紀等，以及皇帝詔敕、唐人詩文、律令條文等基本史料中，包含有關唐代宗室和相關制度的信息也極為豐富，但這些基本史料也存在記載不清或諸處不一的情況，學界對此進行了各種考據(jù)和辨析，如關于宗室人名、任官、冊封、生卒年、譜系等方面有諸多修正訂補。
第四，考古發(fā)掘和出土碑志重構(gòu)史事。隨著當前考古發(fā)掘量的增多，尤其集中于長安、洛陽地區(qū)的大量宮殿、陵墓等的發(fā)掘成果相對集中出現(xiàn)，由此引發(fā)對王宅、王府、皇族葬地等位置的復原，以及宗室陪葬制度和陵墓制度的特征研究，還有包括一些宗室人物和家庭的個案研究，或者對某些重大歷史事件的推進研究，皆利用到出土碑志信息重構(gòu)史事。
因此，本書的研究并非另辟蹊徑，而正是沿襲這些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利用我們所能見到的新舊基礎史料，并充分參考前賢的成果，分為上、下兩個部分，對唐代宗室相關問題嘗試研究。上部第一章，對唐代宗室管理制度中繞不過去的十王宅制度進行全面梳理，除了辨析十王宅的建成時間、入住對象和對唐代近支宗室群體的重大影響之外，還強調(diào)了十王宅制是針對唐代近支宗室的出閣制度向不出閣制度轉(zhuǎn)變的關鍵所在，它的建成，成為唐代宗室管理制度的分水嶺。第二章對雖見諸各種史料，但從未全面匯整過的追謚太子制度進行研究，統(tǒng)計出唐代的追謚太子共有十八位，其中十二位親王追謚太子，是唐代特有的政治景觀，他們雖然是帝王私情的產(chǎn)物，但相關給謚、建陵、廟祀和家人待遇等制度，又比擬于通行的太子制度，并根據(jù)實際情況有所調(diào)適變通。當然，因為這一制度的非禮性而一直遭到禮學家的抨擊，故追謚太子制度也隨著唐代的覆滅而消亡，并未被后世沿襲。下部則以《新唐書·宗室世系表》為基礎，指出《宗室世系表》的史學傳承價值，以及修撰的不足之處，除了訂正世系表所載之錯訛，更補充了大量世系表所漏載之宗室成員，此外，還探討了唐代九廟秩序體系對《宗室世系表》成型的影響，解釋了李唐宗室概念的泛化和造成宗室與郡望脫節(jié)的原因，也是筆者將《宗室世系表》當作一類固定史料進行理解和研究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