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出色的寫作指南都沒提到的關鍵，
我將毫無保留地告訴你

從小，我的父母一有空便會看書，每個星期四晚上也會帶我們到圖書館借一堆書，供接下來的七天閱讀。晚上，父親吃完飯后大多會舒服地半躺在長沙發(fā)上看書，而母親會拿著書坐進安樂椅，我們三個小孩則在各自的小角落閱讀。我們家一到晚餐后便安靜無聲除非父親的作家朋友們來訪。我父親是作家，來往的男性朋友也大多是同行。他們大部分都相當有男子氣概又很和善，但并非世上最安靜的人。每天下午，當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他們通常會聚在索薩利托一家無名的酒館，有時會來我家喝點小酒，最后干脆留下來吃晚餐。我喜歡他們，但常會有人在晚餐桌上醉倒，我本來就是個容易焦慮的小孩，這常令我緊張不安。
無論父親前一天熬到多晚，他都會在每天清晨五點半起床，到書房寫兩三個小時，然后幫全家做早點，和我母親一起讀報紙，再回書房繼續(xù)寫作。多年后我才明了，他居家以寫作為生完全是出于自己的選擇，而不是找不到其他工作或精神有問題。我總希望他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每天系著領帶，坐在小辦公室里抽煙。但整天坐在辦公室里，并不符合我父親的個性，我想這種工作模式會害死他。雖然他只活到了五十多歲，但至少一直以自己喜歡的方式過活。
他整天都坐在書房里，撰寫跟他所見所知的人與地有關的書和文章。我從小就跟這樣一個人共同生活。他讀很多詩，有時也外出旅行；他會帶著使命感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當作家的好處之一，便是工作給了你去做任何事的理由，去任何地方挖掘、探索的理由。另一個好處是，寫作促使你更貼近生活，觀察生活中沉重、低迷的時刻。
寫作讓父親學會留意一切事物，他也教導其他人這一點，要他們寫下自己的想法和觀察。他的學生是圣昆丁監(jiān)獄創(chuàng)意寫作班的囚犯。他也會指導我，大多是通過范例。他要囚犯和我每天寫點東西、閱讀我們能找到的各種經典作品。他教我們讀詩，教我們大膽創(chuàng)新，不要怕犯錯，讓我們明白瑟伯 1的見解是如何正確：太怕犯錯與犯錯無異。不過，在他幫助囚犯和我探索發(fā)掘自己希望與別人分享的情緒、觀察、回憶、夢境和觀點時，我們卻總會為了一件美中不足之事而稍稍氣惱，那就是我們終究必須真的坐下來寫作。

在那段別扭的童年時光里，寫作是我唯一的歸屬

當時，我還只是個孩子，因此我認為寫作對我來說，理應比對那些囚犯容易；然而直到現在，我依然覺得寫作很困難。我在七八歲時開始寫作，那時的我是個非常害羞、長相難看、骨瘦如柴的小女孩，喜愛閱讀勝過一切，神經緊繃到走起路來會像尼克松那樣聳起肩膀。我有次觀看一卷家庭錄像帶，是我一年級時去參加一場生日派對的情景，那些可愛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全像小狗般嬉鬧玩耍，而我卻像只受驚的螃蟹，突然從屏幕前跑過，匆匆溜走。我顯然是那種長大后會變成連環(huán)殺人犯或在家飼養(yǎng)幾十只貓的怪人。那時的我應該很可笑，因為我根本不認識的一些年紀較大的男孩，會故意騎單車從我身旁掠過，嘲笑我的長相，每次都令我覺得自己是駕車槍擊案的目標。我想這正是我走路像尼克松的原因：我拼命想把耳朵縮進肩膀，卻怎么也做不到。遭受的嘲笑促使我動筆寫作，但我寫下的并不全是好笑的事。
我第一首引起關注的詩與約翰·格倫有關。詩的第一節(jié)如下：約翰·格倫上校升上天，乘著友誼七號宇宙飛船。這首詩有很多節(jié)，頗像我母親邊彈鋼琴邊教我唱的英國老歌謠，每首歌都長達三四十節(jié)，總是讓我家的男性親戚們有如被離心力壓住般深陷在長沙發(fā)和扶手椅內，兩眼呆滯地盯著天花板。
二年級的老師把我那首寫約翰·格倫的詩念給全班聽。那一刻感覺很棒：班上同學看著我的樣子，就好像我學會了開車。結果老師把那首詩送去參加加州公立學校作文比賽，還得了獎，作品登在了一本油印的得獎作品集上。我立刻領略了那種看見自己的創(chuàng)作被刊印出來的興奮感。你的名字和作品被印成鉛字，等于擁有了某種根本證明，確認了你的存在。天曉得一個人為何會如此迫切地渴望受人矚目，像長滿刺的深海生物，從自己的小洞穴向外窺望，渴望被注意到，而不想感覺自己被困在了混沌的內殼中�？吹阶约旱拿�字和作品被印成鉛字，公之于世，感覺是如此奇妙你不用親自現身，便能得到眾多關注。其他有話要說或想要造成影響的人，例如樂手、棒球運動員或政治人物，都必須站出來公開亮相，而通常不善交際的作家，卻只需要待在家里，就能為大眾所知。這帶來了不少顯而易見的好處，比方說，你不需要精心打扮，也不會聽見有人當場對你喝倒彩。
有時，我會坐在父親書房的地板上寫詩，他則坐在書桌前寫書。每隔兩三年，父親便會出一本書。書在我們家備受尊重，而偉大作家得到的推崇勝過任何人。特別的書永遠擺在明顯的位置，例如茶幾上、收音機上、馬桶水箱上。我從小便會閱讀書皮上的名家推薦語以及報紙上對父親作品的評價。這一切促使我開始期盼長大后成為作家成為具有創(chuàng)造力的自由靈魂，以及難得能一手掌控自己人生的勞動者。
然而，我仍會為家里總是入不敷出擔心。我也怕父親會跟他的某些作家朋友一樣，變成游手好閑的人。我記得十歲時，有本雜志登載了父親的一篇文章，當中提到他在舊金山以北的斯廷森海灘的小屋前廊，某天午后跟一群作家痛飲紅酒、抽大麻。在那個年代，除了爵士樂手還會嗑海洛因外，沒有人會抽大麻。坐船出海游玩或打網球才是正派中產階級白人的娛樂，而身為其中一員的父親理應如此。我朋友的父親都是老師、醫(yī)生、消防隊員或律師，沒人會抽大麻，他們甚至滴酒不沾，邀來家里吃晚餐的同事當然也不會一頭醉倒在鮪魚砂鍋里。我讀著父親的文章，只覺得世界正在我面前崩潰，說不定下次我闖進他的書房要他看我的成績單時，會撞見他躲在書桌下，一只手臂上綁著我媽媽的尼龍絲襪，像頭受困的狼般抬頭看著我。我認為這是大禍臨頭，我們家一定會被全社區(qū)的人排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