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女作家群的崛起始于18世紀，小說是她們的首選文類。18世紀末至19世紀，她們在現(xiàn)實主義小說、浪漫小說和哥特小說的創(chuàng)作方面大放異彩，涌現(xiàn)了簡·奧斯丁、艾米麗·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喬治·艾略特、弗吉尼亞·伍爾夫等杰出女作家，簡·奧斯丁用喜劇手法創(chuàng)作道德寓意的小說，勃朗特姐妹在哥特小說中融入夢幻浪漫色彩，喬治·艾略特在現(xiàn)實主義小說中融入那個時代的知性色彩，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小說結構借鑒了印象主義和實驗主義手法。Olga Kenyon， Women Novelists Today， Hassocks: The Harvester Press Ltd., 1988， p.1.英國女作家群的崛起徹底改變了伊麗莎白時代英國文壇上男性唯我獨尊的局面，令一度略顯停滯沉悶的英國文學界再度呈現(xiàn)繁榮景象。
英國女作家群之所以能夠崛起，除了有閱讀能力、有閑暇的英國女性數(shù)量在1819世紀逐漸增多，她們渴望通過小說代言她們的心聲，表現(xiàn)她們獨特的生活感受，施展她們富有個性的藝術才華之外，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女性對文學批評的覺醒。
長期以來，文學史的書寫和文學作品的價值評判都由男性強勢把控，女性創(chuàng)作的作品如果得不到男權文學評判標準的認可，就很難被接納進文學殿堂，更遑論被列為文學經典了。弗吉尼亞·伍爾夫曾經說過，男性批評家們雖然聲稱絕對信奉藝術與藝術家個人無關的原則，但比起長相難看的喬治·艾略特，他們更喜歡簡·奧斯丁為他們斟茶，他們喜歡她一邊從無比貞潔的茶壺里把茶倒進無比精美的杯子里，一邊對他們莞爾一笑，既溫文爾雅，又嫵媚迷人這種男性感覺，即便在最嚴肅的英國文學批評中也在所難免。弗吉尼亞·伍爾夫著，劉文榮譯，《伍爾夫讀書隨筆》，上海：文匯出版社，2014年，第85-86頁。顯而易見，19世紀的英國女作家已隱約窺見了文學作品邁向經典之路上權力政治的身影，其中伍爾夫對于女性文學批評較早有覺醒意識，她指出：在生活和藝術之中，女性的價值觀念不同于男性的價值觀念，當一位婦女著手寫一部小說之時，她就會發(fā)現(xiàn)，她始終希望去改變那已經確立的價值觀念賦予對男人說來似乎不屑一顧的事物以嚴肅性，把他所認為重要的東西看得微不足道。弗吉尼亞·伍爾夫著，瞿世鏡譯，《論小說與小說家》，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第55頁。伍爾夫清醒地認識到，男性在生活中建立了一套價值觀念，在文學上也是男性價值觀占優(yōu)勢。而事實上每一部小說的價值，都應取決于作家憑借自己藝術想象力對素材的藝術處理方式，女性在文學價值觀方面應該有自己的聲音。19世紀末20世紀初女性文學批評的覺醒，不僅表現(xiàn)在敏銳地發(fā)現(xiàn)男權文學標準并不全然適用于評判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還表現(xiàn)在女性對文學批評的直接參與。作為女性文學批評的先鋒，伍爾夫在她的文論中就對男性文學大師如丹尼爾·笛福、托馬斯·哈代、E.M.福斯特、阿諾德·貝內特和約翰·高爾斯華綏等人的文學作品進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評。伍爾夫等女性文學評論家的文學批評開辟了一種有別于男權文學批評傳統(tǒng)的獨特方式，以感性化、印象式的方法去感知和領悟文學作品之精妙。為了強調她與男權文學批評體系化、理性化和權威化的對立和差別，伍爾夫謙稱自己的文學評論是出自普通讀者。弗吉尼亞·伍爾夫將自己的文學評論集命名為《普通讀者》。盡管伍爾夫的文學評論有時被認為是主觀的、非理性的和缺乏理論體系的散文式鑒賞，但畢竟這種具有鮮明特色的文學評論撼動了長久以來占據(jù)霸權地位的男性文學批評傳統(tǒng)，打破了文學價值標準的單一性別視角，為女作家開拓了更為自由隨性的創(chuàng)作空間，她們從此不必再拘泥于男權創(chuàng)立的文學模式和設定的文學標準。
英國女性文學批評的覺醒推動了女性文學家成為20世紀英國文學批評和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聲部。20世紀下半葉以來，小說家瑪格麗特·德拉布爾、A.S.拜厄特、費·韋爾登、安吉拉·卡特等都發(fā)表過大量文學評論，她們有的還擔任重要文學獎項的評委。女性藝術視角和審美標準深度介入文學批評，拓寬并更新了傳統(tǒng)文學評論價值體系，使女作家得以在更廣闊的領域更自由地創(chuàng)新藝術手法，由此帶來了20世紀英國女作家小說創(chuàng)作的繁榮。弗吉尼亞·伍爾夫曾說：小說過去是，現(xiàn)在仍然是婦女最容易寫作的東西。弗吉尼亞·伍爾夫著，瞿世鏡譯，《論小說與小說家》，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第52頁。20世紀英國（英語）女作家的小說創(chuàng)作在世界文壇大放異彩，納丁·戈迪默和多麗絲·萊辛問鼎諾貝爾文學獎，更標志著女性小說家已正式步入世界文學經典的圣殿。
20世紀英國女作家的小說創(chuàng)作是對1819世紀開創(chuàng)的英國女性小說傳統(tǒng)的繼承和拓展。早期英國女作家偏愛的生活自傳形式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風格依舊為20世紀英國女作家們所青睞，此外，在道德寓言小說、浪漫哥特小說、知性理念小說等方面，早期女作家開創(chuàng)的傳統(tǒng)也得到繼承和發(fā)展，對實驗性小說技巧的探索更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勇氣和活力。
熱衷于小說形式技巧的大膽創(chuàng)新實驗是20世紀英國女性小說家的顯著特點之一，其開端始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文壇對傳統(tǒng)小說形式的普遍疑慮和革新躁動。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帶來了社會結構的震蕩和價值觀的變化，許多世代相傳的理念和習俗都經受著現(xiàn)代價值體系的重新評判且面臨崩潰，小說作為對現(xiàn)實生活的反映，其傳統(tǒng)藝術形式能否勝任現(xiàn)代社會的復雜狀況也同樣面臨拷問。小說家們敏銳地意識到小說形式的創(chuàng)新在所難免，且勢不可擋，我們希望從中（現(xiàn)代文學）看到當代生活究竟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環(huán)境的變化、思想的變化以及各種互相矛盾卻又能共存的新事物。弗吉尼亞·伍爾夫著，劉文榮譯，《伍爾夫讀書隨筆》，上海：文匯出版社，2014年，第188頁。于是英語文壇涌現(xiàn)了B.S.約翰遜、勞倫斯·德雷爾、詹姆斯·喬伊斯、弗吉尼亞·伍爾夫等小說形式技巧實驗的先鋒作家，他們將哲學、語言學、心理學乃至自然科學的理論發(fā)現(xiàn)融入小說敘事技巧，創(chuàng)新出荒誕派、意識流等新穎小說形式。對于女作家而言，她們要突破的不僅是文學意義上的小說傳統(tǒng)，還有性別政治意義上由男性創(chuàng)立的小說形式權威，伍爾夫在《論現(xiàn)代小說》一文中說：他們（指H.G.威爾斯、阿諾德·貝內特、約翰·高爾斯華綏等代表的男性小說傳統(tǒng)）之所以令我們失望，因為他們關心的是軀體，而不是心靈，并且給我們留下了這樣的感覺，英國小說最好還是盡可能有禮地背離他們大步走開，即使走到沙漠里去也不妨，而且離開的越快就越有利于拯救英國小說的靈魂。弗吉尼亞·伍爾夫著，瞿世鏡譯，《論小說與小說家》，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第4頁。伍爾夫意識流小說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及其在新傳記理論建構和實踐上的成功探索，為20世紀中葉以來英國女作家在小說形式技巧上的大膽創(chuàng)新實驗開了先河，涌現(xiàn)了阿莉·史密斯、克里斯廷·布魯克-羅斯、詹尼特·溫特森等小說實驗先鋒，她們挑戰(zhàn)傳統(tǒng)卻不割裂傳統(tǒng)，堅守英國小說的現(xiàn)實主義底色，將伍爾夫等前輩女作家的意識流小說技巧在超意識和無意識層面進一步拓展，在簡·奧斯丁開創(chuàng)的喜劇諷喻小說基礎上結合民間傳奇和哲學思想，創(chuàng)作出內涵更為豐富的寓言諷喻小說。她們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來的離經叛道的創(chuàng)新勇氣絕不遜色于同時代男作家，她們自信而嫻熟地在小說敘事中融入疊加并置、超意識流、幽靈敘事、蒙太奇式的碎片拼貼、不可靠敘事者、文字游戲以及互文戲仿、文類雜糅等手法，探索突破藝術與生活的邊界、虛構與真實的邊界、科學與人文的邊界、有序與無序的邊界，以及種族、階級、性別的邊界等等，為英國小說從傳統(tǒng)敘事手法中突圍開創(chuàng)了無限可能。
曾被男權社會的習俗或制度拘囿于家庭中的英國女作家，她們從生活的第一手經驗中難以獲得有關政治、商業(yè)、航海乃至戰(zhàn)爭等經歷，因此早期英國女作家的小說大多呈自傳式，聚焦表現(xiàn)女性家庭生活的沉重負擔、復雜處境以及微妙的情感世界。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女性自我意識的不斷覺醒，以及通過閱讀和教育而不斷豐富的思想文化和科學認知，女作家小說主題和題材上的局限逐漸被打破，喬治·艾略特、簡·奧斯丁、弗吉尼亞·伍爾夫等女作家決意突破禁區(qū)，將本屬于男性特權的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批評權抓在手中，并開始涉獵小說以外的文類，比如人物傳記、文學評論等，將筆端探入更廣闊的現(xiàn)實世界和更深刻的思想世界，毫無懼色地展示女作家的知性和思想光芒。喬治·艾略特在某種程度上可謂英國女性觀念小說的先鋒，她汲取各種新知識、新思想，把費爾巴哈、斯賓諾莎等人的哲學思想融入小說主題，以哲學意蘊來構筑她的小說世界。喬治·艾略特通過在小說中表現(xiàn)人與人之間的愛與和睦關系來揭示人類的向善本性，探索和解、寬恕的道德原則。這種理念小說（觀念小說）的書寫探索在20世紀中葉以來的英國女作家筆下持續(xù)往縱深處發(fā)展，正如A.S.拜厄特所說：我意識到我正循著喬治·艾略特的腳步，覺得應該把知識融進小說中。Olga Kenyon， Women Novelists Today， Hassocks: The Harvester Press Ltd., 1988， p.81.艾麗斯·默多克富有哲學意蘊的道德諷喻小說，A.S.拜厄特小說對文字魅力、文學規(guī)律和歷史觀的探索，阿莉·史密斯緊扣時代風云的政治小說，等等，都表明英國女作家已從關注自我走向了關注世界，即便在懸疑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也滲透女作家們深刻的宗教和倫理思考。她們探索把形象思維和理性思維雜糅在一起，把薩特、柏拉圖、尼采、康德、維特根斯坦、弗洛伊德等哲學家的理念以藝術形式呈現(xiàn)出來。她們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自信地對世界進行評判，盡情釋放女性的思想光芒。
20世紀中葉以來，英語文學由白人作家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移民作家和來自英聯(lián)邦國家或前英國殖民地、自治領的作家頻頻問鼎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在內的各類文學獎項，女性族裔小說家也在英語文壇上大放異彩，如扎迪·史密斯、莫妮卡·阿里和基蘭·德賽等。她們雖然血緣上是非西方的，但與西方社會文化有著密切關系，有的長期居住在歐美，有的混雜著歐美血緣，有的在西方接受教育后又回到母國，這些在異質文化交匯的雜糅空間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的女作家，往往把跨文化寫作看作是消除文化隔離的寂寞感、確立和建構新文化身份的途徑�？缥幕�身份和生活經歷使得這些女作家得以從文化內外的雙重角度來審視不同的文化，她們的作品聚焦跨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中的跨文化人，用細膩的筆觸展示她/他們的身份焦慮，以及生存在異質文化間質空間中無所歸依的流放感。這些作品不僅通過塑造一群游移在不同民族文化邊界的跨界人物而豐富了傳統(tǒng)英語文學的人物形象，而且以富有英聯(lián)邦國家民族特色的語言和藝術風格為英國（英語）文學傳統(tǒng)輸入了新鮮血液。
20世紀英國女作家的小說創(chuàng)作，一方面在男性文學家占據(jù)強勢霸權地位的傳統(tǒng)領域取得了平分秋色的矚目成就，比如現(xiàn)實主義小說、實驗小說、理念小說等領域，即便在幽默小說創(chuàng)作上，女作家們也打破了一直以來認為女性缺乏幽默感的成見，艾麗斯·默多克、費·韋爾登、繆麗爾·斯帕克、貝里爾·班布里奇等人繼承了簡·奧斯丁小說的機智和艾薇·康普頓·伯內特小說的黑色幽默，她們的作品把調侃諷刺的辛辣推向極致。另一方面，女作家們在一些傳統(tǒng)小說形式比如哥特小說的創(chuàng)作上則呈現(xiàn)出明顯的優(yōu)勢，她們憑借對語言文字的精湛把控和對人物細微心理的敏銳感覺，把驚悚哥特小說寫得如同浪漫舞曲那般優(yōu)雅。此外，最重要的是，她們執(zhí)著于在小說中探索社會性別問題，從最初的關注女性，到以女性視角觀察世界，將社會性別問題與種族、階級、政治和歷史關聯(lián)看待。女性題材的書寫過去是、現(xiàn)在依然是英國女性文學最美麗的風景線。
本書聚焦20世紀英國女作家小說的創(chuàng)作特色，關注她們對英國文學傳統(tǒng)的承續(xù)和創(chuàng)新，擇取一些在20世紀英國小說界具有一定影響的女作家，通過對她們代表性作品的分析研究，無意展示20世紀英國女作家小說創(chuàng)作的全貌，但求呈現(xiàn)她們小說藝術的亮點。這些亮點也許并不具有作家社會性別身份的專屬性，但至少可以表明英國女作家在小說藝術探索的更多維度上具有不可估量的潛能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