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書通過追溯這一時期的一位重要人物梁啟超的思想發(fā)展變化，對19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世紀初這一近代中國思想轉變的關鍵時期作一探討。之所以選擇這一時期的梁啟超，是因為他的思想形成剛好與本書所研究的歷史時期相一致。19世紀90年代初，他的思想趨于成熟，在隨后的時期里，他一直活躍在中國思想舞臺的中心。通過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筆觸和浩瀚的著述，梁對這一時期思想氣候的形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因此，研究梁的思想，為探討他所處時代的思想變化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切入點。
在梁的思想形成過程中，西方的沖擊是一個主要因素，但和其他一些寬泛的概念一樣，這一概念也必須謹慎使用。本杰明·史華慈對把西方看作是一個完全的已知數這一過于自負的假設提出過警告。更為有害的看法是：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在與西方的沖突中是毫無活力的，只有在來自外部的刺激下才具有回應的能力。這樣，西方的沖擊的概念可能會導致對傳統(tǒng)文化的復雜性和發(fā)展動力估計不足。強調外部影響，容易產生忽視中國傳統(tǒng)內涵的危險。
固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時代，但忽視晚清傳統(tǒng)領域里的思想發(fā)展，也是錯誤的。仔細的考察表明，儒家學者們在繼續(xù)進行著這樣一些充滿活力的爭論，如漢學和宋學、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乃至新儒學的程朱一派和陸王一派。因此，對19世紀末的學者們來說，儒家更不用說整個中國文化傳統(tǒng)，絕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一個巨大復雜、學派林立、彼此競爭的思想天地。
然而，對現代學者來說，弄清宗教和文化傳統(tǒng)里的變化要比領會其內在變化動力容易得多。在這里，我認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部觀察和參與其中這兩者之間的區(qū)別。對通常站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外來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來說，儒家似乎只不過是一種由國家強加于人民思想的意識信仰，或是一種主要對儒家學者而言有思想興趣的哲學。但對那些生活在傳統(tǒng)中的人來說，儒家思想則是一種實際的信仰，正如19世紀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所經歷的那樣。如果人們承認，在一位帶著學術興趣研究《圣經》的非基督教徒的學者與一位為尋找精神向導研讀《圣經》的基督教的信仰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差異，那么同樣人們必須承認，在一位純粹為了知識的目的而研究《論語》的現代學者與一位為了精神的目的而閱讀《論語》的19世紀的儒家學者之間也存在某些差異。對于前者來說，宗教和文化傳統(tǒng)是一個無關利害的研究課題;而對后者來說，它卻是一種需要付諸行動的信仰。根據這一觀點，對研究晚清思想的學者來說，注意儒家傳統(tǒng)的內部問題并探索其含義便十分重要了。在嘗試這樣一種探索中，最好采用馬克斯·韋伯的設想參與的辦法，即努力設想自己處在儒家的文人學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為富有活力的個人信仰在實踐中向他們提出的那些問題。重要的是，不僅要用歷史的觀點看待這些問題，而且也要用歷史的觀點看待它們的發(fā)展，因為這是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內在變化動力的最好辦法。
為了理解中國對西方的回應，必須對傳統(tǒng)固有的多樣性和內在發(fā)展動力有所認識。因為中國知識分子主要是根據從儒家傳統(tǒng)沿襲下來的那套獨特的關懷和問題，對晚清西方的沖擊作出回應的。除非我們從儒家的內部問題開始，否則便不能理解這些需要加以考慮的事情。
雖然這樣一種研究方法對于一般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有價值，但對1900年前后的思想研究尤其重要。在這一時期里，梁啟超是一位主要的思想人物。一般認為，在1840年與西方開始接觸后的19世紀的大多數時間里，西方對中國思想上的沖擊仍然是表面的。除少數幾個在位的學者官員和一些在通商口岸處于邊際地位的人物之外，西方的影響幾乎沒有滲透到中國的學術界。令人驚訝的是，19世紀末中國的一些重要思想人物，如陳澧、朱次琦、朱一新和王闿運的思想，很少顯示出西方影響的跡象。對于這些人來說，如同1840年之后50年里的大部分士紳一樣，核心關切的仍然是那些有關儒家學說的傳統(tǒng)問題。
因此與19世紀的日本不同，在那里，西方的沖擊很快成為大多數日本知識分子最關心的問題;而在中國，西學很少引起思想上的回應。雖然其中仍有少數一些中國人或多或少受了西方的影響，但回應沒有像預計的那樣強烈。也許其中一些人對西學的了解過于膚淺，致使他們不能將西學與傳統(tǒng)思想中的一些問題聯(lián)系起來。另一部分人如王韜或鄭觀應，對西學有更深的了解，但不屬于士紳的精英群體，因而在中國思想界屬于缺乏傳統(tǒng)功名的邊際人，結果，他們的聲音往往不被人聽到。因此，在1840年后的近半個世紀里，中國傳統(tǒng)和西學之間有意識的思想相互影響仍然是孤立的和表面的。人們甚至可以認為，就像19世紀的中國經濟由于它們兩者之間沒有重大的相互影響而被分為近代和傳統(tǒng)兩部分一樣，由于沒有任何帶有變革性后果的交往，在中國并列存在著兩種互不相關的思想。
在19世紀的最后10年里，主要因為改良運動的出現，思想變化的速度急劇加快。這場運動通常被作為政治運動加以研究，而其思想意義常被忽視。從長遠的歷史觀點來看，思想方面的意義更為重要。就本書來說，有兩點需要說明。首先，這場改良運動是由一群在19世紀90年代思想趨于成熟的年輕中國人發(fā)動的。他們完全植根于中國文化傳統(tǒng)，并深深地為傳統(tǒng)思想中的一些重要問題所困擾。再者，他們中的一些人與西學有著廣泛的接觸，這在以前幾乎是不可能的。通過他們的努力，西學和傳統(tǒng)文化之間建立起具有重大意義的文化交流。這種文化交流產生了一系列激烈的爭論，最終將一大批士紳卷入其中。因此，19世紀90年代的改良運動是一場真正的思想運動。
如果文化交流的影響僅僅局限在那些能說會道的士紳和學者，那么改良運動的意義便會大打折扣。但由于一種新式報紙的出現，使這場思想運動有可能形成一場具有全國性影響的文化運動。固然，在此很久以前中國就有各種報紙，但它們或是由外國人創(chuàng)辦，或是由在通商口岸的那些沒有功名的中國人創(chuàng)辦。并且，這些刊物主要是商業(yè)性的。因而沒有什么思想影響。然而，19世紀90年代的改良運動在這方面帶來了一個巨大的變化。為了宣傳他們的思想，年輕的知識分子開始與期刊的出版工作打交道。他們的成功直接或間接地刺激了許多類似的活動，導致更有政治傾向和思想內容的期刊大批涌現。大量的期刊由士紳創(chuàng)辦，有助于它們在全國范圍的傳播。通過這一新的傳播媒介，這些年輕的改革者比以前有了更為廣泛的聽眾。19世紀大部分時間里將西學和傳統(tǒng)思想割裂開來的文化隔閡因此逐漸得到彌合。雖然中國知識分子在由兩個世界相遇所提出的許多問題上存有不同意見，但他們同樣面臨著一系列新的問題和關切。這一系列新問題、新關切和新觀念的出現，便是兩種文化之間的思想交流的結果。這些新觀念和新關切成為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初的民族文化變遷的一個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