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蜂起于晚周的諸子中,公孫龍或是此后被屈抑、詆斥歷時久而遭際為不堪的一位。其在當世即被莊子后學借魏牟之口譏為“埳井之蛙”(《莊子·秋水》),稍后其“白馬非馬”之辯更被荀子貶之以“邪說辟言”(《荀子·正名》);漢武獨尊儒術(shù),諸子之學零悴,揚雄至西漢末猶謂“公孫龍詭辭數(shù)萬”而“君子不法”(揚雄《法言·吾子》)。迄于今世,在公孫龍于清中下葉被重新發(fā)現(xiàn)百余年后,學界名宿仍對這位蒙垢千載的辯者多有“幫閑”“詭辯”等責誚之辭。

所幸公孫龍之學不絕如縷,其所殘存的文字尚可據(jù)以甄辨這枉曲既久的學案�！稘h書·藝文志》著錄《公孫龍子》十四篇,由《文苑英華》引唐人所撰《擬公孫龍子論》知,《公孫龍子》至遲于隋唐之際已佚八篇,唐時僅余六篇。此六篇即傳遺于今的《跡府》《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堅白論》《名實論》,而其中為公孫龍親撰的文字只是后五篇。然而,無論是《公孫龍子》尚有十四篇時,還是僅存六篇時,漢唐以至清代中后期理會這部集名家辯學之大成的著述者終是寥寥無幾。新舊《唐書》之《經(jīng)籍志》有載,唐人陳嗣古、賈大隱曾注《公孫龍子》,南宋鄭樵(1103—1162)的《通志略·藝文略》對之亦有著錄,但修纂于元順帝至正三至五年(1343—1345)的《宋史》已不見載。唯宋人謝希深(994—1039)所撰《公孫龍子注》,賴附刻于正統(tǒng)《道藏》《子匯》《四庫全書》《守山閣叢書》等多種《公孫龍子》刊本而得以留存于世,乃為今人所能見到的的古注本。于此,可略窺公孫龍之學在日久歲深的湮埋中終竟未臻淪滅的一線機運。

至清代中下葉,時儒由考據(jù)而漸開子學研索之風,汪中(1745—1794)著《墨子表微》《墨子序》《墨子后序》《荀卿子通論》,首倡諸子之學而作了新進 學 尚 的 先 導。畢 沅 (1730—1797)、辛 從 益 (1760—1828)、張 惠 言(1761—1802)、陳 灃 (1810—1882)、俞 樾 (1821—1907)、王 先 謙 (1842—1917)、孫詒讓(1848—1908)等繼踵而起,遂使子學在儒家經(jīng)術(shù)定于一尊近兩千年后煟然勃興。其中,辛從益撰《公孫龍子注》(成稿于1787年,刊刻于1851年),陳灃撰《公孫龍子淺說》(成稿后未即時付梓,至1925年,由其門人汪兆鏞�？痹�稿并將之更名為《公孫龍子注》刊布),使北宋謝希深后一直處于停滯狀態(tài)的《公孫龍子》研究得以復萌;孫詒讓撰《墨子間詁》(成稿于1893年,增訂于1907年),在間詁中每每引《公孫龍子》以印證《墨辯》的相關提法,盡管其所稱引表明引證者并未意識到公孫龍與后墨之間的深刻分歧所在。自此,公孫龍之學的研琢別開一生面,不僅打破了秦漢以來這一學域的僵固之局,而且其在新時運中的地位亦遠非名家在先秦的際遇可比擬。從一定意義上說,此誠可謂公孫龍之學的再發(fā)現(xiàn)或再喚醒。經(jīng)典活在理解或闡釋中,辛從益、陳灃的詮注和孫詒讓的引證帶給《公孫龍子》的機緣是歷史性的:這里,重要的不在于他們的注釋和引證在多大程度上切中了公孫龍“離堅白”以“正名實”的深意,而在于他們把這部淡出人們視線太久的不朽典籍引薦給了自始即深陷被動的中國近代。

二十世紀初,西方邏輯學的東傳使公孫龍之學再度為學界所看重。學界多以發(fā)之于先秦的“辯學”與令人耳目一新的西方傳統(tǒng)邏輯學及此前早就敷譯于中土的古印度因明學相提并論,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諸多研究者把對《公孫龍子》的訓釋與闡發(fā)納入邏輯學視野。早在明朝末年,李之藻(1571—1630)就 與 當 時 來 華 的 葡 萄 牙 耶 穌 會 士 傅 汎 際 (FrancoisFurtado,1587—1653)合 譯 了 《亞 里 士 多 德 論 辯 學 概 要》(中 譯 名 《名 理

探》)一書,清光緒初年,英國人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的《辯學啟蒙》(即后來嚴復再譯的《名學淺說》)亦由英國傳教士艾瑟譯為中文;但前者在那時的中國幾無影響,后者則因邏輯術(shù)語的移譯與通行譯法多有不合而不堪卒讀。自二十世紀始,西方邏輯學著述的中譯本出版日多,如這一世紀的前十年于學界影響較大的中譯邏輯類書籍便可舉之如下:嚴復譯英人密爾所著《穆勒名學》(1903)、英人耶方斯所著《名學淺說》(1908),田吳炤譯日人十時彌所著《論理學綱要》(1903),胡茂如譯日人大西祝所著《論理學》(1906),王國維譯英人耶方斯所著《辯學》(1908)等。此后的三十多年里,邏輯學譯著及國內(nèi)學者闡釋西方邏輯學的著作的出版更是與時俱增;在這一學術(shù)背景下,學界詮注與闡解《公孫龍子》者往往于西方邏輯學所提供的方法與范式多有參取。胡適可能是早自覺運用西方邏輯闡釋公孫龍之學的中國學者之一,他的《先秦名學史》(成稿于1917年,英文原著由上海亞東圖書館于1922年初次出版)正文分四編,其標題分別為“歷史背景”“孔子的邏輯”“墨翟及其學派的邏輯”“進化和邏輯”,而論及公孫龍的第三編之第三卷“別墨的邏輯”分六章,各章的標題為“《墨辯》”“知識”“故、法和演繹法”“歸納法”“惠施和公孫龍”“結(jié)論”,單是這標題,即大致可以看出胡氏著論對西方邏輯方法在怎樣程度上的采用。郭湛波(1905—1990)撰《先秦辯學史》(北平中華印書局1932年初版),其稱“同異有‘大同異’,這是惠施、公孫龍、莊周的‘合同異’說。還有‘小同異’,這是《墨經(jīng)》、荀卿的‘離同異’的學說”,同時又謂“‘大同異’是辯證邏輯的思維”,“‘小同異’的學說,是形式邏輯”(見上書,第77、70、74頁)。就此,亦可看出郭氏之撰述對西方邏輯方法的借鑒。此外,在諸多逐字逐句校釋或詮注《公孫龍子》的專書中,尚可舉王時潤(啟湘)的《公孫龍子校錄》(1931年與《鄧析子校錄》《尹文子校錄》匯印為《周秦名學三種》,增訂后于1957年更名為《周秦名家三子校詮》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張懷民的《公孫龍子斠釋》為例。王氏之《校詮》云:“其(公孫龍)名學要旨,蓋不出‘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四言之外。嘗試論之�！�合同異’者,名學所謂歸納也;‘離堅白’者,名學所謂演繹也;‘然不然,可不可’者,于不然中求其然,不可中求其可也�！�…以演繹歸納之方式,求能立能破之效果,而名家之能事畢矣。”(王啟湘:《周秦名家三子校詮》,第48頁)張氏《斠釋》之“序目”則謂:“(懷民)博采諸書,用資參考,旁及邏輯(Logic)、因明(HetuVidya,梵云稀都費陀)之義,罔不并舉兼收,以相比傅�！�(張懷民:《公孫龍子斠釋》,“序目”第1頁)王、張氏對西方邏輯學乃至印度因明學在其《校詮》《斠釋》中的運用或參酌從上述所引數(shù)語可推知大略。誠然,在不少學人那里對傳自西方的形式邏輯的執(zhí)著反倒可能引生對于公孫龍之學的誤讀,但多了一種觀審角度因而多了一條理解先秦名學的蹊徑,其畢竟增大了學界對《公孫龍子》研究的重視程度。

可以說,沉寂了兩千年之久的公孫龍之學是幸運的。子學在清代中晚期的振揚為其帶來一朝興舉的機遇,二十世紀初東傳的西方邏輯學又將其引向一種先前尚遠未自覺的致思范式,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源自西方的“語言轉(zhuǎn)向”的世界性影響,則使這一脈將絕未絕之學獲得了更深廣的闡釋空間。無論率先標舉“語言轉(zhuǎn)向”(linguisticturn)的英美分析派哲學與通常所謂歐陸派哲學在語言問題上有怎樣的分野,認可語言問題在現(xiàn)當代哲學中的中心地位卻是二者不期而然的共識。同樣,無論受“語言轉(zhuǎn)向”影響的中國學人對這“轉(zhuǎn)向”有著怎樣不同的理解,諸多人文學科的研究愈來愈注重語言問題卻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正在形成中的一種學術(shù)風尚。先秦名家不是道家、儒家、墨家或其他某家的附庸,其獨立成家,乃在于這一派人物把言談、辯難所及的思維方式與“名”“言”性狀問題拓辟為一個有著特殊探討價值的領域。名家之學的這一特點注定了它同語言學、語言哲學的不解之緣,而公孫龍正是這一學思進路上代表性的人物。當起始于西方的“語言轉(zhuǎn)向”漸次風行于中國學界時,其于《公孫龍子》之詮釋與解悟的觸動自是比其他相關學域顯得更為熱切和深刻。不過,須得指出的是,盡管上世紀的后十年已有學者開始從語言之維論究《公孫龍子》,但只是在近十五至二十年,借重這一維度研治《公孫龍子》的論文與專著才有了相當?shù)囊?guī)模,而對某些難題的解決也才有了突破性的進展。鑒于這新的學術(shù)事實相去當下未遠,茲不再援引諸例以贅述其詳。

如果說清中后期發(fā)軔于考據(jù)的子學復興所促成的《公孫龍子》研究還局守著傳統(tǒng)的�？�、訓詁、詮貫之法,那么西方邏輯學的引入及由此喚起的印度因明學的參與則使《公孫龍子》研究較大程度地為形式邏輯所誘導,而“語言轉(zhuǎn)向”在世紀之交對《公孫龍子》研究的影響卻多在于為其提示或強調(diào)語言的維度。事實上,當西方邏輯學及印度因明學被用于該研究時,傳統(tǒng)的研究模式依然在起作用,同樣,當語言維度在該研究中被強調(diào)時,前兩種研究模式亦并未被屏退。因此,從這研究的實踐過程我們甚至可以作出如是斷言:《公孫龍子》研究的更有價值的成果的獲得,或不在于對某一研究模式的執(zhí)著,而是在于研究者由權(quán)衡、比勘以選擇自己的致思進路時如何將其陶融而運用于切問切思之一心。

孫君秀昌篤志好學,勤勉自奮,雖與我以學結(jié)緣多年,終不改初識時尊學重道之忱。約半月前,秀昌寄來其與黎君佳曄編纂的《公孫龍子文獻撮要》請為之序,我不能辭,亦不可敷衍,遂在粗覽一百萬言的書稿后勉強綴文于上。謹志之。

二〇二一年八月廿一日

于北京回龍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