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個書房 | 莫礪鋒

　　我幼時全家人常年擠在一間住房內，家中一共也沒有幾本書，當然無所謂“書房”。插隊務農期間，我有一間專屬自己的茅屋，室內放著鋤頭、鐮刀等農具，以及儲存稻谷、麥子的大缸，家具只有一張床和一條兼作桌、椅的長條板凳。我把幾冊馬、列的書陳列在長凳上，把帶有“封資修”傾向的十多本書秘藏在褥子底下。我的正業(yè)是種地，插秧割稻之余才能讀點書，“封資修”的書則只能偷偷地讀�！皶�房”這個詞，離我非常遙遠。

　　1979年，我考進南京大學讀研，成為一個專業(yè)的讀書人。我的宿舍在南園十三舍二〇八室，五人一間，但有三位室友家在南京，平時很少露面，二〇八室便為我與同門張三夕共享。除了到教室去上課，或是到圖書館去讀不能外借的線裝書，我倆每天都待在宿舍里看書。我們的兩張床鋪靠著窗戶，兩床之間放著兩張小書桌和兩張方凳，此外就針插不進了。宿舍里沒有書櫥或書架，我們的藏書都堆在床上，沿墻碼成一排，笑稱自己是“年年歲歲一床書”。

　　開學不久，導師程千帆先生到宿舍來看我們，一進屋便對我們的藏書一目了然。尤其是我，藏書不足三十本，有一半還是與專業(yè)無關的英文書。先生問我：“你就這幾本藏書？”我回答說是。先生就說：“你們還是要購置一些常用書。”此后先生曾幾次建議我們購置某些必備之書，例如《全唐詩》。徐有富與張三夕兩位同門便都買了，我除了每月三十五元的助學金別無經濟來源，一部《全唐詩》要六十多元，我實在買不起。有時先生還會自作主張地代我們買點書，當然都是挑書價低廉的。比如有一本《陳垣史源學雜文》，書價是零點二九元，此書現(xiàn)在仍然插在我的書架上。

　　十三舍二〇八室雖然簡陋，卻是一間名符其實的書房，因為我與三夕從早到晚都在室內讀書。我們達成一個不成文的默契：讀書時不閑聊。我們黎明即起，夜里十一時熄燈就睡。除了結伴到食堂去用餐，以及晚飯后到北園稍事散步（鄰舍生趙中方曾嘲笑我倆“散步抄近路”），從早到晚都在埋頭讀書，雖然相對而坐，卻不交一言。三夕比我年輕五歲，但他少年老成，極有定力。每當我忍不住要想與他說句閑話，總是看到他全神貫注狀若入定，便趕快凝神收心。我在那兩年里真的讀了不少書，好好地“惡補”了一番。

　　1982年我開始攻博，次年女兒降臨人間。當時我在南大只有一間三人合住的博士生宿舍，家則安置在妻子從單位里分到的一套房子里。房子在馬鞍山路十號，一間十平米的房間加上一間兩平米的廚房，衛(wèi)生間與鄰居合用。我母親到南京來幫著照料，但她不會騎車，也不認識路。于是煤、米、菜肴都得由我采買，奶糕、蜂蜜等物還要穿過半個南京城到夫子廟才能買到，我只好從宿舍搬回家中居住，來協(xié)助母親和妻子料理家務。三代四口把房間擠得水泄不通，我的一張小書桌跼縮在各色雜物的重圍之中。我坐在書桌前撰寫博士論文時，一伸手便能抓到晾在繩子上的尿布。還好女兒幼時經常呼呼大睡，我不必像馬克思那樣在兒女的啼哭聲中寫《資本論》。在以后的幾年里，馬鞍山十號便是我的書房。

　　那真是一間寒磣的書房！我常用的書全都堆在書桌和一個竹制小書架上，不太常用的便捆起來塞在床底下。墻上雖然釘著幾塊木板做成架子，卻堆滿了瓶瓶罐罐，絕無書籍的容身之處。女兒漸漸長大了，她不滿于把玩具攤在床上，便覬覦我的書桌。她把積木搭在書桌的邊緣，還不斷地要求我把胳膊往里移，我只好盡量踡縮全身。她歪歪扭扭地搭成一座危如累卵的高塔，便得意地邀請我回頭觀賞。有時我敷衍說“好”，她就大聲抗議：“你看還沒看呢，就說好！”有時我一不小心碰倒了她的高塔，更會遭到妻女的聯(lián)合抗議。但不管如何寒磣，馬鞍山十號畢竟是我完成博士論文和《杜甫評傳》等著作的地方，是我平生的第二個書房。

　　1993年，我當上了“博士生導師”，有資格住進南大的“博導樓”，移居到南秀村二十五號六〇六室。“博導樓”其實也相當寒磣，一套房子的建筑面積只有七十九平米。我對門的鄰居是物理系的邢定鈺先生，四樓的鄰居是化學系的陳洪淵先生，不久他們評上了院士，便喬遷進條件更好的院士樓。文科沒有院士，“博導樓”就是文科教師最高檔的宿舍，我無法得隴望蜀。然而房子雖小，卻是“三室一廳”的結構，我可以理直氣壯地擁有一間“半獨立”的書房。說是“半獨立”，因為它還兼著起居間、客廳之任。

　　初進中學的女兒也有了專屬于她的小房間，里面放著一個小書架。不過女兒有時會溜進我的書房來踢毽子，還會抬起腦袋窺視我的書櫥。后來我赴韓國任教，妻子來信說：“本周收到松浦友久的信和他送你的一本《節(jié)奏的美學》，信中說，去年送你的此書初版本‘印刷錯誤之處頗多’，這次重版已一一改過，故又寄上，望將前本丟棄。我正疑惑并未收到初版本，可咪說她見過的，并走到你的書櫥前去找，不一會兒便找來了。真不知此書櫥竟是誰人之書櫥！”“咪”便是妻子對女兒的昵稱。

　　有了這間書房，我讀書寫稿都比較從容自在了。我便開始放手購書，不久就把頂天立地占了一面墻的書櫥給塞滿了。其余的書只能沿墻堆放，很快堆積成山，并漫延到臥室的床底下去。我的購書計劃戛然而止，找書也變得麻煩無比，我哪能記得某本書的準確位置呀！況且即使我記得該書是在書堆的某個部位，要把它掏出來也太費周折。有時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挖開書山，卻發(fā)現(xiàn)該書并不在我記得的位置，簡直懊惱欲死。于是只要想找的書是深埋在書堆之中，我就立馬下樓，騎車飛奔到系資料室去查閱，反倒能節(jié)省不少時間。妻子下班回家，我便向她訴苦，不料她反而大喜。她認為我先下到一樓再爬上六樓，又騎車到校園來回一次，等于是鍛煉身體，“省得你成天坐在書桌前一動不動”！

　　我本來想在南秀村二十五號一直住下去，雖然它面積太小無法藏書，但校園近在咫尺，上課、借書都很方便。可是幾年后中文系和圖書館古籍部相繼遷往城東的仙林校區(qū)，南秀村的區(qū)域優(yōu)勢頓時消失。我與妻子跟房產中介打過幾番交道，便于2009年移居城東的美林東苑，女兒則飄洋過海去自糊其口了。

　　新居是二手房，裝修之簡樸深合我倆之意，我們入住之前只需粉刷墻壁，并盡可能多地在墻上打書架。我終于有了一間真正的書房，它不再兼作客廳、起居室或儲藏間之任。窗外則一片綠蔭，常有小鳥在枝頭囀鳴。每當我坐在窗前，“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二句陶詩便涌現(xiàn)心頭。書架多了，我可以隨心所欲地購書。像《全宋詩》那樣多達七十二巨冊的大部頭典籍，也堂堂正正地登堂入室站立架頭。當然，迄今為止，我的藏書乏善可陳�？偭可胁蛔闳f冊，又沒有任何珍本書。我一向只讀常見書，對珍本敬而遠之，更不會費心搜羅。

　　值得一提的是杜甫在我家的獨特地位�？蛷d書架的頂端安放著兩尊杜甫瓷像，都是來自詩圣故里的贈品。一尊作常見的持卷遠眺狀，另一尊的造型獨具匠心：杜甫不是俯瞰大地，而是舉頭望天，基座上刻著“月是故鄉(xiāng)明”五字�？蛷d壁上有一幅題著“清秋燕子故飛飛”的杜甫詩意畫，是老友林繼中的手筆。

　　走進書房，便看到高文先生的墨寶，上書其詩一首：“楊王盧駱當時體，稷契夔皋一輩人。自掣鯨魚來碧海，少陵野老更無倫。”靠近書桌的書架上，整整兩排都是各種杜集，當然都是一些常見注本，只有韓國“以會文化社”翻刻的《纂注分類杜詩》較為罕見。此書初刻于朝鮮世宗二十六年（1444），堪稱域外最早編纂的杜詩全注本，可惜書中充滿了“偽蘇注”，我寫完《杜詩偽蘇注研究》一文后就將它束之高閣了。

　　南大圖書館在其公眾號上開了一個“上書房行走”的專欄，程章燦館長讓我寫篇短文談談自己的書房，我素有“羈鳥戀舊林”之習，便一連談了四個書房。程館長還允諾為我的齋名題詩一首，那么我的書房有什么齋名嗎？前面三個根本沒有，因為它們都是一身多任，雜亂不堪，任何齋名都會“名不正則言不順”。只有美林東苑的這間是純粹的書房，但我最初也沒想到要起齋名。原因很簡單，我本是個俗人，何必附庸風雅？到了2012年，鳳凰出版社的總編姜小青先生約我出一本隨筆集，收進該社的“學人隨筆”叢書，并說其中包括孫紹振先生的《玉泉書屋審美沉思錄》、顧農先生的《四望亭文史隨筆》等，希望我也以齋名為書題。憑空起個齋名無從著手，我便聯(lián)想自己的姓名先取個自號。當年先父給我起名“礪鋒”，是連同“莫”這個姓氏一起考慮的。先父一心希望我愚鈍得福，故囑我切勿砥礪鋒芒，我也一直恪守父訓。沒想到近年來常常有人問我的名字是否與“寶劍鋒從磨礪出”這句話有關，我反復解釋不勝其煩，不如自號“寧鈍翁”即“寧愿愚鈍的老翁”，以絕他人之疑�！皩庘g翁”的書齋便是“寧鈍齋”，我的那本隨筆集從而題作《寧鈍齋雜著》�！皩庘g翁”也可解作“南京的愚鈍老翁”，我取此號時年逾耳順，如今年過古稀，且已在南京城里住了三四十年，以此自號不算僭越。

　　我沒在書房里設置齋名匾額，但掛著篆書名家叢文俊兄所書齋聯(lián)：“青燈有味云影天光半畝水，白發(fā)多情霜晨月夕六朝山。”聯(lián)文乃我自擬，其中隱含一個愚鈍老翁在六朝故都的書齋中自得其樂之意。李清照自道書齋之樂說：“甘心老是鄉(xiāng)矣！”此言深得我心。

　　我的四個書房是我從“青椒”變成老教師的人生道路的一串軌跡，中國的大學教師好像都有類似的經歷，這是無法改變的夙命。但我還是癡癡地想，要是讓屬于“后浪”的“青椒”們提前二三十年擁有我的第四個書房，那該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