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而言，我對撰寫一種以審美和藝術鑒賞優(yōu)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在教學中做過較多的思考和探索，現(xiàn)概述如下：
    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范式一變再變，從50年代末期以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為主線，到60-70年代以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為主線，“文化大革命”時期以清算“文藝黑線”為主旨，80年代初期以撥亂反正的姿態(tài)（主要是為曾經(jīng)遭受粗暴武斷的政治批判的作家作品恢復名譽和文學史的位置）為目標，再到90年代末期以來新一輪的以啟蒙精神和現(xiàn)代性反思為機理，大的變化就有多次。這種活躍多變的根源所在，是當代文學與現(xiàn)實生活和思想文化互相作用、互相影響所致：一方面，當代文學受制于強大的社會力量的制約，無論是曾經(jīng)長期壟斷一切社會資源的政治權威，還是90年代以來暴發(fā)狂漲的市場利益驅動，都曾經(jīng)主導和影響當代文學的生態(tài)和走向；另一方面，當代文學要頑強地守護自己，守住文學的底線，守住自己的文學本性，不至于完全淪為政治的或市場的附庸。如同陳曉明所言：“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充滿了政治色彩，包含了太多的政治內(nèi)容，以至于它幾乎是由政治運動推動向前不斷激進地走向極端。但不管如何，它又依然是文學，在政治之外，它還有文學性的東西存留下來�！雹龠M一步而言，這種被奉為“通靈寶玉”的文學性，還反過來作為對政治性和市場化的強大旋流的疏離和諫諷，作為對人的心靈世界的拓展和對個性精神的張揚，以及對藝術個性的頑強守護和艱辛探索，開創(chuàng)出文學的獨特空間。
    作為文學的底線和核心的，是文學自身的規(guī)定性，即上述“文學性”，但是，在目前流行的諸多文學史中，卻顯示出對“文學性”的淡漠和輕視。溫儒敏曾經(jīng)敏銳地指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越來越向思想史靠攏，思想史研究和特定意義上的文化研究、現(xiàn)代性理論、女性主義理論等，占據(jù)了主導地位。為此，溫儒敏發(fā)問：“值得大家思考的是，文學史研究中的‘思想史熱’有沒有值得反省的問題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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