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創(chuàng)刊于1951年5月1日,是一份反映中國大陸大學文科學術水準的老牌學報,在海內(nèi)外人文學界卓有聲望。它一直是學術發(fā)表的主要園地,人文學術潮流的引領者,更被學界視為學術風向標之一。值《文史哲》雜志創(chuàng)刊70周年之際,2021年5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致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的回信中,表彰《文史哲》創(chuàng)刊70年來,在黨的領導下,幾代編輯人員守正創(chuàng)新、薪火相傳,在弘揚中華文明、繁榮學術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鼓勵《文史哲》及學術期刊界堅守初心、引領創(chuàng)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優(yōu)秀學術人才成長,促進中外學術交流。
本書是作者對自己在《文史哲》做編輯的回顧與梳理,其中既有求職《文史哲》的曲折與辛酸,也有鐘愛學者身份而不甘心做編輯的糾結;既有深度認識《文史哲》之后的幸福,以及與之一起預見學術大勢的豪邁,也有對學刊專職編輯(學術編輯/學者編輯)這一角色的審視與暢想。作者在書中觀察并思考自己所在刊物的辦刊傳統(tǒng)與辦刊理念,體察并分疏學者身份與編輯身份之間的張力,追問并設想學刊與學界的正當關系。讀者從中不僅能了解《文史哲》編輯背后的故事,更能感知《文史哲》作為一流學刊的擔當,對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對于堅持中國式現(xiàn)代化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有更加深刻的體味。
見證預流的學術
陳衛(wèi)平
這本書記錄了一個年輕人在《文史哲》干了六年編輯的經(jīng)歷,以及對于如何干好編輯的思考。我從未有過在學術刊物做編輯的經(jīng)歷,要說和編輯沾點邊的,就是在中小學和知青下鄉(xiāng)期間編輯過黑板報。因此,我實在不是為此書寫序的合適人選。在鄒曉東的執(zhí)意邀請之下,只能勉為其難。我和曉東并不很熟,在《文史哲》的一些會議上見過面,也看過他寫的兩部著作《意志與真知學庸之異》《性善與治教》,給我的印象是頗善哲理分析。讀了這本著作,我覺得他是把哲理分析的頭腦運用到了對編輯工作的思考上。
我在學術道路上得到過《文史哲》編輯的扶植,也參與過這本書提及的幾次人文高端論壇等活動,與該刊現(xiàn)任主編王學典和前兩任主編蔡德貴、陳炎都是年齡相近的朋友。和前些年不幸病逝的陳炎一起,2003年秋天我們同在臺灣,一到休息日就結伴旅游。有一次,臺灣朋友開車陪我們玩,半途車子掉進高山的路溝,我倆從側翻的車子中爬出來,頗為狼狽,幸好有驚無險。因為這些,我于《文史哲》懷有特別的親切感。曉東的這本書使我的這種感情更深了一層,因為它讓我比較深入地知曉其成為名刊的秘訣。下面說的是對于這本書的讀后感。
曉東寫的這些文章有三個特點:實踐性、概括性、前瞻性。
首先,實踐性。書名中的干字凸顯了這一點,即所言所思都是源自干的實踐。盡管作者原初想做個學者,但他干了編輯之后,確實是真干,開始從實踐中學習如何做個好編輯,探索如何提升刊物的質(zhì)量。印象為深刻的是關于如何加強編委會建設的論述,它認為現(xiàn)在很多刊物聘請學術大咖組成編委會,這樣的門面編委固然有一定作用,但從更好發(fā)揮引領和創(chuàng)新的作用來說,需要建立由刊物編輯主持的實用編委工作室,使學者和編輯一起策劃選題、審稿、約稿。對此,曉東提出了一些切實的可操作的措施。這樣的認識和對策,沒有干的實踐是不可能提出來的。
其次,概括性。這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對于改革開放以來關于如何干好學術刊物編輯的討論做了概括;二,對于《文史哲》在改革開放以來如何辦刊的歷程做了概括。前者集中于作者概括的七個關系:類工作與創(chuàng)造性工作的關系、編輯身份與學者身份的關系、配合刊物舉宏觀學術大旗與探索具體新知的關系、扎實守成與開拓工作新局面的關系、服從程序與精英人治的關系、立足中國傳統(tǒng)與面向世界學術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一般人文學術的關系。后者就是作者所謂的預見大勢、介入大勢、見證大勢,并以相關的事例進行了說明。
后,前瞻性。上述兩方面概括,其實質(zhì)指向便是該書《跋》中所說的預流,即如何以史為鑒,得預學術之新潮流。這一旨趣意味著,作者關注當下如何預流的問題,這就是其前瞻性!段氖氛堋分骶幫鯇W典提出了這樣的預見:新中國的人文學術正在經(jīng)歷第三次大轉(zhuǎn)型。此前的次大轉(zhuǎn)型是1949年以后從民國學術到新中國學術,第二次大轉(zhuǎn)型是1978年以后從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人文社會科學到以現(xiàn)代化(現(xiàn)代西方是其標桿)為綱,而第三次大轉(zhuǎn)型就是走向以本土化(中國化)為綱。本書的第三、四、五編的文章大多體現(xiàn)了對這一前瞻性預見的論證和思考。
接著預流的話題,從編輯與作者、刊物與讀者的角度談點意見。就編輯與作者的關系來說,刊物需要預流學術新潮流,特別需要注重發(fā)現(xiàn)、扶植年輕作者。因為預示學術新潮流的新概念、新領域、新思想往往首先是由他們提出來的。年輕作者作為學術新潮流的先鋒和弄潮兒,這一點,《文史哲》是有切身體會的。1954年該刊發(fā)表了兩位年輕人關于《紅樓夢》研究的文章,由此引發(fā)的討論成為上述當代中國人文學術次大轉(zhuǎn)型的標志性事件。這被稱為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攔阻。
對于青年人何以更能發(fā)明創(chuàng)造做過思考。他說:青年人比老年人強,貧人、賤人、被人們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發(fā)明創(chuàng)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勁的,也有發(fā)明創(chuàng)造。這種三七開的比例,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結論就是因為他們貧賤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干。這個結論不見得無可商,但它認為貧賤低微與生力旺盛有著內(nèi)在聯(lián)系則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刊物編輯鼓勵學術地位低微的年輕作者,激發(fā)他們生力旺盛的學術創(chuàng)新,是刊物得預學術新潮流的重要基礎。現(xiàn)在大多數(shù)刊物為了追求引用率、轉(zhuǎn)載率,很少發(fā)表年輕人的文章。按照上述的說法,似乎刊物上文章的作者應當青年人占七成。這也許很難做到,但青年作者要有較高的比例,則是應該提倡的。從曉東的文章中不難看到,注意小人物的傳統(tǒng),正在《文史哲》干編輯的實踐中得到繼承發(fā)揚。這必將助力于《文史哲》在共和國人文學術第三次大轉(zhuǎn)型中實現(xiàn)得預學術新潮流的辦刊境界。
刊物出來了,是為了給人看的。因此,這就需要了解一下在讀者的眼光里什么樣的文章是具有預流的意義的。按照本書作者自己的體會,可以用心頭一震、眼前一亮來概括。所謂心頭一震,就是揭示了時代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顛覆了原先以為天經(jīng)地義的定論。在上述1978年由真理標準大討論引發(fā)的在學術領域破除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潮流中發(fā)表的某些文章就起到了這樣的作用。《讀書》在當時之所以洛陽紙貴,就在于那里總有這樣的文章。不入主流,難成一流,似乎已為學術刊物界所公認。入主流就是要關注時代問題,但這絕不是套用、注解某些宣傳口號,而是要把時代課題轉(zhuǎn)化為具體的學術問題,使讀者從中感受到時代的脈動。所謂眼前一亮,就是打開了學術研究的新視野,看到了學術研究的新方向。以中國哲學史研究來說,20世紀80年代李澤厚發(fā)表的論文總能引起人們的關注,究其原因就在于它們提供了新的研究視野和研究方向,比如救亡與啟蒙的關系、心理積淀與思想傳統(tǒng)的關系等。李澤厚關于這些問題的觀點不一定都是對的,重要的是在讀者眼前展現(xiàn)了某種另外的可能性!段氖氛堋方┠赀B續(xù)舉辦人文高端論壇、策劃重要選題,為的就是要讓讀者心頭一震、眼前一亮。
寫了這些讀后感,是希望曉東在今后干編輯的實踐中,進一步記錄下《文史哲》在共和國人文學術第三次大轉(zhuǎn)型中的預流。
編 先成婚后戀愛
我真能成功入職《文史哲》么?/003
一場始料未及的幸;橐/006
古今中外四重語境下的《文史哲》辦刊宗旨/010
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史哲》辦刊歷程之我見/015
第二編 為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鼓與呼
該人文學者登場了/023
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是怎樣煉成的?/029
第三編 親歷儒學與自由主義的新一輪對話
自由主義從激進轉(zhuǎn)向務實/045
執(zhí)筆邀請函:初稿與定稿/055
儒學與自由主義對話:替代還是融合/058
第四編 和《文史哲》一起觸碰大議題
重估孟荀二分的傳統(tǒng)儒學格局/079
重審儒學與五四的關系/086
《文史哲》與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大討論/095
第五編 預見大勢、介入大勢、見證大勢
西方學界近年儒學研究新動向/135
儒學與五四能和解嗎?/155
迎接共和國人文學術的第三次大轉(zhuǎn)型/169
第六編 如何面對學者、編輯雙重身份
我所想到的七個關系/183
論學者辦刊/196
把學術論壇變成干編輯的工作現(xiàn)場/221
跋 愿有識之士教我/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