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言：抑郁與超越

漢武帝時代是一個空前變動的時代。

漢武帝自建元元年（前一四○）至后元二年（前八七），在位共五十四年。自建元元年（前一四○）至元封元年（前一一○），司馬談任太史前后恰三十年。司馬談卒后，司馬遷繼任太史，至征和二年（前九一）《報任安書》說：得待罪輦轂之下二十余年矣。武帝崩于后元二年，司馬遷或也在此時前后不久棄世。

司馬氏父子相繼為太史，侍從武帝左右，或從巡幸天下，或侍議中廷，前后經(jīng)歷了整個漢武帝時代。司馬氏父子因為職務(wù)的關(guān)系，久處于政治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中心之內(nèi)，他們雖然不是決策者，卻親歷每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對這些重大歷史變動，感受更深。而且記錄與著述也是太史工作之一，因此他們感到有責任將這些親歷的歷史變動記錄下來。所以，司馬談臨終對這個愿望仍念念不忘，囑托司馬遷他所欲論載的，亦即其個人所經(jīng)歷的漢武帝時代。其后司馬遷繼承其遺志，悉論先人所次舊聞，開始撰寫《史記》，其與上大夫壺遂討論其所欲撰寫者，也集中在他所生存的漢武帝時代。

司馬遷在撰寫《史記》過程中，因遭遇李陵之禍，內(nèi)心郁結(jié)，反映在他的著作之中，讓后人認為司馬遷在《史記》里對現(xiàn)實政治微文刺譏，因而視《史記》為謗書。當然，司馬遷在寫作過程中，將其個人際遇的郁結(jié)，有意或無意融于《史記》中，也是非�？赡艿摹Ｖ劣谖⑽拇套I，誹謗今上，即使他想這樣做，在當時現(xiàn)實的政治環(huán)境下，卻是不可能的。不過，《史記》雖非專為司馬遷個人郁結(jié)而發(fā)，但司馬遷撰寫《史記》時，遭受現(xiàn)實政治的壓抑，并且身受其摧殘。如何超越現(xiàn)實的桎梏，在不觸犯時諱的情況下，保留當代歷史的記錄，是司馬遷頗費思量的問題，值得深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