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晴

幾年前放假的時候，從日本回到國內探望親友。很難得地與昔日的朋友們小聚在一起，這些以往在一起讀書論學的朋友們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各懷壯志地行進在求學深造之路上，唯有寒暑假方能一聚。席間，一位朋友突然問我：“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們在做什么？”我有些摸不著問題的要領，不知道他到底想問什么。他又重復一遍：“日本的那些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他們的共同關切在哪里？好像看不到什么整體的面貌�！彼�究竟想問什么，我是明白了。但是，該如何作答我卻一直思考到了現在。

很能理解這種在文學史教學的熏染下的對“整體性”的迷戀。在框架、結構、位置中確認對象的有效性和限度，仿佛是文學研究中不言自明的基本功夫。就好像，如果一個作家、作品無法被歸入到某一流派或是群體性的特征中，無法作為一種整體性的隱喻而顯露身影，仿佛就會給研究者帶來極大的焦慮，甚至會讓人懷疑其是否有被納入視野的價值。如何砍掉偏離整體性的枝節(jié)，將研究對象安穩(wěn)地放入到“模具”中，或者，削減掉其“異質性”而使之轉變?yōu)椤胺�(wěn)定性”，這似乎是中國文學研究的一種主流的、共識性的思考。但是，這樣一種趨向很難在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中看到。

在我看來，這也正是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的魅力之所在�；\統(tǒng)地說，日本學者所做的，正是對“整體性”迷思的破解。從既有框架的定位中“解救”出作者和作品、關注無法被歸類的那一部分“溢出物”，以這樣的方式去質疑任何一種“歸類”。這就好像是，用“異質性”這個小錘子，在看似堅不可破的“整體性”的表面鑿出一個足以使整個體系坍塌的小洞，并以這種方式讓人們察覺到被“整體性”遮蔽掉的更為廣闊、生動的文學空間�！笆郎媳緵]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句話的背后還預示出另外一個道理：被走出來的路之外其實任何土地皆可為“路”。對整體性發(fā)起公然的質疑，這種做法雖然“傷害性極大”，但是對于呈現文學的復雜性與多元性，反思學術方法論上的僵化對思考的禁錮來說，則是必要的，恐怕也是急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