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糅與跨界：
這樣的文學評論有“一套”

本輯叢書，從確立選題到翻譯審校，經(jīng)年輪更替和時勢變化，就要面世了。付梓之際，有些話想要說一說。

一

或許是當讀年月缺書甚至無書可讀染上了閱讀饑不擇食癥，或許是大學后期搶座閱覽室形成了閱讀狼吞虎咽的陋習，或許是求學過程中廣泛涉獵養(yǎng)成了不拘一格的閱讀偏向，每每遇到內(nèi)容雜富、視角多維、述論復調(diào)、方法跨界、見解獨特的讀物，都會產(chǎn)生一種必欲厘清的沖動，戀戀不舍的情愫。細究起來，這種遇雜而珍、向雜而趨、融雜而合不只是個人的閱讀偏好和價值取向，也不僅是學科發(fā)展走向繁榮之途，還有著更為普遍的客觀依持，存在于自然世界的演化過程，也存在于人類社會從點到面、從聚到散、從低到高、從單一到復雜的嬗變過程，尤其是貫穿于文化產(chǎn)生、傳布、交匯、融合的全過程。
自然界中生命體的存活和延續(xù)是這樣的，因雜生、雜處、雜交而生萬物。動物繁衍需要異性相交，種群存活和擴大既需要不同類別同處一域之間的共生共榮或相生相克，又要適應不斷變化的氣候和地貌環(huán)境。樹木因雜居連片而成森林，森林因不同種類相互交雜而得以豐盈。花類植物因相互授粉而繁茂自己且滋生新種，又因單性繁殖而逐漸走向衰亡。即使是稻谷，也只有雜交才可以達到如科學家袁隆平團隊培植的那樣高產(chǎn)量。
人類從自非洲大陸的遷徙開始，就沒有停止過不同種族之間的交往、交流和交攻，或和平共處，或沖突伐殺，或彼此融通。正是異族和異類之間的競爭、沖突、妥協(xié)、共存、融通所形成的持久張力，推動著人類社會不斷演進、發(fā)展、繁榮和壯大。從中到外，這樣的例子實在很多。
中華文化所以能延續(xù)五千余年而不斷、不衰、不霸、不淫，可以從其不斷融合民族文化之流、一貫持守融合等核心觀念并由此指引其發(fā)展過程里找到答案。起源于中原大地和黃河中下游的華夏文化，在逐漸融積成中華文化的過程中，因其聚集人類觀念精華的內(nèi)核、融匯開放的基因和廣采博納的胸懷，不斷吸納來自中華大家庭幾十個民族的文化元素。自漢以降，更是不間斷地吸收來自東西方異域文化中的優(yōu)秀異質(zhì)，無論是來自印度的佛教，還是來自西方的基督教，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還是自由民主的人文精神，只要有益，都可“拿來”，終至蔚為大觀。舉隅其中觀念數(shù)項，或可知其一二。天人合一，萬物各得其所以生、各得其養(yǎng)以成的哲學觀念；仁政以施、民貴君輕、水載舟亦覆舟的政治觀念；仁者愛人，各得其美、美美與共的人際共同體觀念；尊老愛幼、孝悌友朋的倫理觀念；獨善兼濟、先憂后樂、內(nèi)外兼修的人格觀念；等等—綜觀這些觀念，貫穿其中的一點就是存異和容雜。正是這種不拒異道、不舍細流、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的品格堅持，成就了中華文化的博大浩瀚，成為世界文化大森林里的參天大樹之一。

二

初次接觸到《劍橋十九世紀文學與文化研究》（Cambridge Stud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and Culture）這套叢書，瀏覽書名眼前陡然一亮，翻閱后頓覺腦洞大開，閱讀后不忍釋手。其中體現(xiàn)的幾乎跨越人文、社科、科學各大學科門類的多維視角，涉及維多利亞時代小說、戲劇、詩歌、散文、音樂、繪畫、建筑、報章期刊等各種文本的廣泛例證，將這一時期的政治、經(jīng)濟、金融、法律、教育、軍事、旅游、宗教、帝國殖民擴張等各種社會活動都作為文學書寫的大背景來廣引博征，著實讓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而瞠目結(jié)舌。在此不妨列出題目數(shù)個，請諸位讀者領略：《維多利亞小說中的病房：生病的藝術》（The Sickroom in Victorian Fiction: The Art of Being Ill）、《維多利亞小說與起源焦慮：從狄更斯到弗洛伊德時期的死亡與母親》（Death and the Mother from Dickens to Freud: Victorian Fiction and the Anxiety of Origin）、《維多利亞法律、文學與神學中的證詞與辯護》（Testimony and Advocacy in Victorian Law, Literature, and Theology）、《十九世紀英國的文學與醫(yī)學》（Literature and Medic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維多利亞蜜月：婚姻之旅》（Victorian Honeymoons: Journeys to the Conjugal）、《喬治· 艾略特與金錢：經(jīng)濟學、倫理學與文學》（George Eliot and Money: Economics, Ethics and Literature）、《1885—1914年間的倫敦及其同性戀文化》（London and the Culture of Homosexuality, 1885—1914）。單是瀏覽一下這幾個題目，就會發(fā)現(xiàn)其選題涉及法學、經(jīng)濟學、醫(yī)學、神學、心理學、社會學、物理學、生態(tài)學等，其跨界特征可見一斑。為什么跨界如此之大，雜糅如此之盛，看一下總主編發(fā)表的相關學術觀點和叢書的推介，就會得出更清晰的印象。首任總主編吉蓮· 比爾在1990年參加一次學術研討時發(fā)表的主旨演講里就這樣表示：

本次講座宣布的主題“通過文學呈現(xiàn)科學”可能暗示了一種單向交流，似乎文學充當了這一主題（科學）的中介；這一主題（科學）在這之前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過，在重新被提起之前沒有被討論過。我所理解的兩者之間的關系不是這樣。我將要強調(diào)，兩者之間是交流而不是一個成為另一個的起源，是相互轉(zhuǎn)換而不是一個被介紹到另一個里面去�？茖W和文學的話語之間的關系并不穩(wěn)定，卻彼此重疊。

這里的觀點非常明確，文學與科學之間是互文或者說“彼此重疊”或相互滲透的關系，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前者充當后者的“中介”。由此可以推斷，這一觀點或者學術旨趣就成為四年后推出這套叢書的宗旨。該叢書的推介詞證實了這一推斷：

事實已經(jīng)證明，19世紀的文學與文化是跨學科研究中一個十分宏富的領域。本叢書自1994年開篇以來，一直致力于追蹤維多利亞文學與視覺藝術、政治、性別和性取向、種族、社會組織、經(jīng)濟生活、技術創(chuàng)新、科學思想之間的交叉及其相互張力關系，簡言之，也就是維多利亞文學與最廣泛意義上的文化之間的關系。本叢書自從面世就強力涉足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視覺研究、后殖民主義、批判性種族研究、新歷史主義、新形式主義、跨國主義、酷兒研究、人權與自由主義、殘疾研究和全球研究等諸多領域的研究，其中許多著作已經(jīng)成為這些研究領域里的經(jīng)典。本叢書提出的理論挑戰(zhàn)和史學轉(zhuǎn)軌繼續(xù)以卓富成效的方式激蕩著19世紀研究這一領域。有關身體與感官、環(huán)境與氣候、種族與文學研究的非殖民化、生命政治與物質(zhì)性、動物與人類、地方與全球、政治與形式、酷兒與性別認同、交叉學科理論等的這些新著述正在重新激活跨學科研究場域。本叢書旨在為正在進行中的19世紀文學前沿研究提供平臺，催生那些將跨學科研究與當今提出的緊迫批判性問題聯(lián)系起來的最有趣的研究成果。我們力求出版不同種類作者的著作，堅定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殖民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歧視。

這套叢書具有如此新穎的學術方法、寬闊的學術視野、敏銳的學術直覺、細密的學術思維、踏實的學術風格，顯然體現(xiàn)的就是總主編和編委會的學術思想與學術風格。首任總主編吉蓮· 比爾是劍橋大學愛德華七世文學教授，曾出任劍橋克萊爾講堂（Clare Hall）主席。更為知名的是，她是《達爾文的情節(jié)》（Darwin’s Plots）的作者。這本1983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力作，在19世紀研究領域掀起了一陣跨學科研究的旋風，具有里程碑式意義。有評家認為，該書中的“真知灼見為科學史中人所共知的話題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還有人認為，它“所開創(chuàng)的研究范式在過去的十五年開辟了一個‘達爾文產(chǎn)業(yè)’（Darwin Industry）”。如果說有哪些著作開啟了文學批評領域至今仍持續(xù)不衰的跨學科研究，《達爾文的情節(jié)》無疑是維多利亞文學研究領域里的前驅(qū)。由吉蓮· 比爾主編的這套叢書，迄今已經(jīng)持續(xù)出版二十七年，截至2021年底，總共出版專著一百三十三部，平均每年推出四到五部，至今仍未顯頹勢，近期還有三部即將面世。

三

對于文學跨學科研究來說，這套叢書顯然是一塊含礦量非常高的“富礦”，將它介紹給國內(nèi)廣大讀者，應該是新時代繼續(xù)和進一步實施改革開放國策的題中應有之義。
本輯譯叢推出五部專著，分別為：《中國與維多利亞想象：纏繞的帝國》（China and the Victorian Imagination: Empires Entwined）、《維多利亞文學、能量和生態(tài)想象》（Victorian Literature, Energ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人口想象與十九世紀城市：巴黎、倫敦、紐約》（The Demographic Imagination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City: Paris, London, New York）、《鬼魂目擊者、偵探和唯靈論者：維多利亞文學和科學中的視覺理論》（Ghost-Seers, Detectives and Spiritualists: Theories of Vision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Science）、《維多利亞兒童文學中的進化與想象》（Evolution and Imagination in Victorian Children’s Literature）。各本的主要內(nèi)容如下。
一百七十多年前，英國為了打開龐大卻封閉的中國市場，謀取巨大商業(yè)利益，用堅船利炮轟開了這個古老帝國的城墻，隨后，西方列強蜂擁而至，都來爭搶中國市場。自此，這兩個古老的帝國就纏繞在一起，從政府到民間，從物質(zhì)文明到價值觀念，兩種文化之間經(jīng)歷了好奇、向往、會通，也經(jīng)歷過誤讀、誤解和誤判，而且這樣的誤讀與誤解還在繼續(xù)。中國人在英國殖民者眼里是一種什么樣的形象？已經(jīng)定居于倫敦一角的中國人在倫敦人眼里又是什么樣的形象？一百多年來英國人乃至西方人對中國人的認知和印象與當下的中西關系有什么關聯(lián)？《中國與維多利亞想象》一書為讀者提供了19—20世紀之交英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形象全景圖。第一章借助在香港、上海、廣州、天津等通商口岸生活的英國人的小說來呈現(xiàn)他們眼中的中國和中國人，“對發(fā)生于通商口岸的各種故事加以綜覽”（32）。第二章“聚焦分析約瑟夫· 康拉德式作家詹姆斯· 達爾齊爾的作品，深入探討‘洋中國’文學如何描繪維多利亞時代中國與其他英國殖民地（尤其是印度）之間既相互關聯(lián)又相互區(qū)別的交互模式”（32）。第三章通過《北京危境》《北京龍》《盟軍朝向北京》等小說中的夸張和扭曲描寫來揭示西方人眼中的義和團運動。第四章通過《黃色入侵》《黃色浪潮》等小說來表現(xiàn)英國人或其他歐洲人如何將移居英國的中國人看作洪水猛獸。第五章介紹維多利亞晚期英國戲劇等文學形式中的中國形象，在《黃色恐怖》《黑鬼中國人》《炮轟北京》等戲劇中如何表現(xiàn)英國人對古老而陌生的中國文化的理解。第六章聚焦于圍繞倫敦曾經(jīng)的華人聚居區(qū)“萊姆豪斯”的文學創(chuàng)作，以托馬斯· 伯克的“萊姆豪斯”系列小說為案例，表現(xiàn)倫敦人眼中的華人形象。作者在結(jié)論部分認為，前述這些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誤解、曲解和“恐慌”在21世紀不僅沒有消失，反而隨著這個曾經(jīng)孱弱國家的崛起，轉(zhuǎn)換成了新的形式出現(xiàn)在國際政治、經(jīng)濟、外交和其他領域�；蛟S可以說，當下西方出現(xiàn)的“阻中”、“恐中”與一直以來對中國人的誤解和曲解存在淵源關系。
自從20世紀50年代伊朗石油危機出現(xiàn)以來，能源危機一再發(fā)生，而隨著人類對化石燃料的濫用，生態(tài)環(huán)境被嚴重破壞，已經(jīng)將地球帶入生態(tài)災難日益頻發(fā)的21世紀。《維多利亞文學、能量和生態(tài)想象》的作者借助興起并盛行于19世紀的熱力學的視角，對維多利亞小說進行了一種別開生面的解讀和論析。他認為，維多利亞時代的“熱力學將大自然視為一種不可持續(xù)的能源系統(tǒng)”（15），我們就此可以把維多利亞小說想象成一個能量系統(tǒng)，所有小說就是“熱力學的替代性敘事”（15）。從第三章到第八章，他花了很大篇幅去論析狄更斯、羅斯金、史蒂文森、康拉德和威爾斯的著述。他分析了《荒涼山莊》和《我們共同的朋友》中的能量表現(xiàn)形式。他認為，羅斯金的《風暴云》《建筑的七盞明燈》《威尼斯之石》《近代畫家》中充滿了能量元素。第六章以史蒂文森的《杰基爾醫(yī)生和海德先生》（《化身博士》）為案例，解讀了其中描繪的“熱力學世界”，通過兩位主人公的正向與反向蛻變，表現(xiàn)熱力學第二定律在人的性格和身份變化中的作用。在對康拉德的《黑暗之心》《諾斯特羅莫》《間諜》的解讀中，作者依然從熱寂和熵增的角度去闡釋非洲的社會和自然環(huán)境，與倫敦這個帝國心臟的環(huán)境形成對比。解讀威爾斯的《時間機器》時，作者認為，作品隱喻了大英帝國在熵定律控制下走向衰退的前景。作者還認為，今日生態(tài)之殤的根源要追溯到19世紀的英國，并且，20世紀化石濫用局面的緣由，不只是人們一貫所認為的工業(yè)革命及其帶來的采礦業(yè)、機械制造業(yè)、造船業(yè)等重工業(yè)，還有“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化如何在各個方向上曲解、扭曲，因而誤解了人類發(fā)展與自然界資源之間的關系”（12），比如被眾多哲學家、政治家、社會活動家所極力推崇，也被民眾廣泛接受的，無拘無束的自由市場經(jīng)濟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自由選擇、優(yōu)勝劣汰的進化理論，以及熱力學理論。
毋庸諱言，自工業(yè)革命以來，人口一直是人類社會的一大問題；先是人口高速增長，給地球帶來能源短缺、氣候災難等問題，到了后工業(yè)時代的信息時代，富國和窮國又分別出現(xiàn)老齡化和多子化兩種現(xiàn)實，嚴重制約各自的社會發(fā)展�！度丝谙胂笈c十九世紀城市》選取19世紀起始的人口問題進行專論，開門見山就亮出了研究的關鍵詞：人口爆炸、人口革命、人口想象。“隨著人口爆炸，現(xiàn)代文化中出現(xiàn)了人口想象。換句話說，本書所關注的多模態(tài)敘事和大眾形象，出現(xiàn)在人口革命中：突然之間，有更多的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1）作者從多個角度展開論證了這一時期的人口爆炸、革命與想象。他以倫敦、巴黎和紐約為例，列舉了19世紀人口的爆炸式增長，比如倫敦人口在100年間增長了6倍，從近110萬增長到近651萬。作者介紹了伴隨著人口迅猛增長而出現(xiàn)的各種城市病，如環(huán)境與衛(wèi)生狀況惡化導致疾病流行，失業(yè)嚴重引起犯罪猖獗；另一面則是因人口增長而出現(xiàn)的物質(zhì)消費與精神消費的興旺，比如出版業(yè)的繁榮，文學市場中鬼故事、偵探小說的走紅，犯罪書寫及其舞臺表演，以《龐貝城的末日》為題材的災難描寫跨越了通俗表演、歌劇、詩歌、散文、小說和戲劇的類型界限，以“多模態(tài)”形式呈現(xiàn)，供觀眾和讀者消費。作者還用了一章篇幅來介紹畜禽和野生動物在城市化和人口猛增過程中遭受的苦難和災難，具體列舉了它們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的悲慘遭遇。作者最后引用了威爾斯的《時間機器》和《世界大戰(zhàn)》的內(nèi)容來警醒瘋狂增長的人類及其欲望，認為這些才是人類毀滅自身的力量。“無論人類的數(shù)量增加多少，我們居住的地球畢竟不是以人類為中心；其他物種，也許是新物種，在我們消亡之后會擁有這個星球……”（193）
《鬼魂目擊者、偵探和唯靈論者》在超自然書寫上與《人口想象與十九世紀城市》中第三章關于鬼故事的內(nèi)容形成互證，而在理論視角上又與《維多利亞文學、能量和生態(tài)想象》形成呼應；如上述，后者采用的是熱力學定律視角，而該書用的是光學及其相關視覺理論的參照，但也涉及哲學。隨著托馬斯· 楊的光波動理論及詹姆斯· 麥克斯韋的電磁學理論被廣泛接受，維多利亞人對超自然現(xiàn)象提出了眾說紛紜的解釋和各種質(zhì)疑，鬼故事（哥特小說）就應運而興，暢行一時，愛倫· 坡也首創(chuàng)了偵探小說，呼應這一時期廣大讀者的閱讀期待。本書作者選取幾個在當時爭論不休的問題作為導入：鬼魂存在嗎？若存在，是怎么形成的？有人看見嗎？眼見是否為實？以尋找鬼魂為線索的偵探小說有什么語言特征？圍繞這些問題，全書分為三個部分十三章。第一部分從司各特的鬼故事《有掛毯的房間》入手，圍繞鬼魂是否存在的爭論，引用卡萊爾、羅斯金等人的觀點，從心靈光學和生理光學角度去探討鬼魂生成的心理成因，討論外視覺與內(nèi)視覺之間、古老信仰與現(xiàn)代懷疑之間的關系。作者認為，解讀這一時期的鬼故事，要從光學原理和心靈感應，也就是外視覺與內(nèi)視覺的結(jié)合上去進行。第二部分從“眼見為實”這一當時眾說紛紜的說法入手，將理論視角進一步延伸到哲學、生理學、語言學，引證文本也轉(zhuǎn)向偵探小說。他引用喬治· 貝克萊的《視覺新論》中有關視覺與語言表達關系的觀點解讀偵探小說的語言。第三部分繼續(xù)采用楊的光波動理論和亥姆霍茲的“視覺理論最新進展”證實的以太理論，解析偵探小說所表現(xiàn)的“看不見的世界”，即鬼魂世界存在的光學及色彩學成因。作者例舉了《巴斯克維爾的獵犬》來解讀作品中呈現(xiàn)的靈魂世界，引用了勒· 法努的《鏡中暗影》，其中的超自然偵探馬丁· 赫賽柳斯運用生理學、精神病學和神秘主義知識，試圖超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而找到介乎二者之間的存在。
兒童文學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類別最早出現(xiàn)在18世紀到19世紀的英國。《湯姆· 布朗的學校時光》和《愛麗絲漫游奇境記》可以看作兒童文學的標志性作品。1870年通過的《初等教育法》給維多利亞時代兒童文學的繁榮提供了基礎性制度保障。就在維多利亞中后期，英國出現(xiàn)了兒童文學的首個高潮，《水孩子》《愛麗絲鏡中奇遇記》《黑美人》《金銀島》《綁架》《叢林之書》《彼得兔故事集》《彼得與溫迪》等諸多經(jīng)典作品紛紛問世，同時，也出現(xiàn)了很多有關兒童教育的著作，如斯賓塞的《教育論：智育、德育和體育》，威廉· 福布什的《男孩問題：社會教育學研究》。這一時期圍繞兒童成長和教育問題展開了持續(xù)、激烈的爭論，其中最主要的觀點是進化論基礎上的重演論，認為兒童從胚胎到出生到成長是在重演人類的進化過程�！毒S多利亞兒童文學中的進化與想象》一書將研究的焦點確定在兒童教育中“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教育主導權之爭”（25）上，也就是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在兒童文學作品中的體現(xiàn)。作者選取了《愛麗絲漫游奇境記》《水孩子》《叢林之書》等作為個案，論析其中的動物性兒童如何通過自己的讀與做去認識世界、認識自己并逐漸脫離自然而進入社會。作者認為，維多利亞“兒童文學的黃金時代，它不是浪漫主義簡單的衰退，而是對動物性兒童重演人類進化過程的科學建構的回應”（26）�！氨緯鴮�19世紀進化史的構建和與其形成互補的針對動物性兒童的文學創(chuàng)作結(jié)合起來，試圖揭示成為人類的意義與文學在我們?nèi)诵孕纬芍邪缪莸慕巧�之間的獨特關系。維多利亞時代的兒童文本使文學體驗成為人類進化的關鍵機制，能夠教會兒童如何縮回他獸性的‘尾巴’，轉(zhuǎn)而進入一個更高級的、獨特的人類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充滿了非凡的、啟發(fā)性的和富有想象力的‘故事’�！保�26）

四

借本輯譯叢面世的機會，謹向為此付出努力和辛勞、提供支持的方方面面致以真誠謝意！
譯叢從緣起并立項，要感謝鳳凰出版?zhèn)髅郊瘓F的劉鋒先生和譯林出版社的陳葉女士；要感謝譯林出版社劉靜女士及其他編輯，從譯文試譯審評到譯稿審校，付出了長期的努力和辛勞。感謝安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領導在人員配置、科研經(jīng)費資助上的大力支持。感謝浙江大學吳笛先生在叢書選本上提供指導，并撥冗撰寫譯叢序言。感謝安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張德讓先生、張孝榮先生承擔本譯叢主編事務，并校對譯稿。感謝梅曉娟女士審評初譯稿。感謝安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的汪精玲、李菊、楊元、葉超、張濤老師和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英語學院的宋國芳老師，積年累月，認真負責地完成了有質(zhì)量的譯文。各譯本譯者和校對均已署名，葉超老師與宋國芳老師合作翻譯《維多利亞兒童文學中的進化與想象》一書，葉超承擔該書前言、第一章、第二章及這三個部分注釋的翻譯，宋國芳承擔該書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結(jié)束語及這四個部分注釋的翻譯。
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不只率先完成了工業(yè)革命，改變了英國人的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將人類社會推進到一個嶄新階段，還是一個科學家星光閃爍、科學理論層出不窮、科學發(fā)明連續(xù)不斷的時代。僅以詹姆斯· 麥克斯韋為例，他提出的被稱為“物理學第二次大統(tǒng)一”的麥克斯韋方程組，極大推進了古典力學、光學和熱力學的發(fā)展，為電學、電磁學、量子力學的問世提供了理論支持，還引發(fā)了視覺革命、動力革命和通信革命。文學從來就是社會的折射鏡與溫度計，所選譯介的五部專著，從不同角度反映了這個風起云涌時代的社會現(xiàn)實，其中涉及的中英文化認知、能量應用及其危機、人口革命及其后果、兒童文學的教誨功能等，都與我國當下社會關注的話題有很大相關性。選取這五部來譯介，是基于兩點考慮：其一，在該領域研究中的新穎性，或有研究視角之新，或有研究方法之新，或有研究對象之新；其二，對中國讀者具有觀照性和啟發(fā)性，借之或能了解未知的異域歷史社會，或能對照認知當下社會實際。叢書出版以來評論很多，很多評家指出了叢書對于當代社會問題的啟發(fā)，比如：有評家認為，《維多利亞文學、能量和生態(tài)想象》一書預示了文學生態(tài)敘事的未來；《鬼魂目擊者、偵探和唯靈論者》成功地將維多利亞時代的鬼故事和偵探小說與當今人們有關視覺與知識、看見與相信之間關系的爭論貫通到一起；《中國與維多利亞想象》“通過考察英、清兩大帝國之間的文化糾纏，為正在不斷走熱的19世紀中英關系批評添加了極有價值的成果，在以嶄新的見解研究其他內(nèi)容的同時，可以帶領讀者進入一些新的并令人激動的文學論爭領域”；《人口想象與十九世紀城市》的研究證明，在重新以不同方式探究那些至今仍然困擾我們的問題時，19世紀是一個多么豐富的時代。
主編者期待，本輯譯叢的出版和流通會給讀者打開一扇這樣的窗口：了解科學與文學如何在文學批評里“重疊”，維多利亞文學敘事里蘊含了多少科學元素，維多利亞社會與當下的世界有多少相似之處，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離我們有多近。

蔡玉輝
2022年春于稽山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