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翻譯史欠青崖先生一聲“辛苦”

算起來我和李青崖先生還有些淵源。他曾經任大夏大學的中文系主任，而大夏大學又是我的母校華東師范大學的前身，因而倘若先生不嫌棄晚輩生拉硬扯的攀附，我的師承里也應該有他的名字。只是李青崖先生一生輾轉，相當一部分時間在家鄉(xiāng)湖南度過，在上海雖然也很多年，卻是早期受教于震旦，新中國成立后也是短暫在復旦大學任職，在大夏的時間并不長。

李青崖先生1886年生于湖南的書香世家，屬于新舊文化沖突時期的一代，當然，和那個時代許多偉大的名字一樣，他堅定地站在了新文學的一邊。在上�？既」�費留學生之后，赴比利時學習，學的是采礦，卻愛上了法國文學，并且回國后不久就癡迷于法語文學的翻譯，也足以證明他是贊同文學翻譯之于“新”文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為文學翻譯的價值絕不亞于采礦。而青崖先生的確完全融入了那一代翻譯家、作家或者文人的生活。前不久讀到張偉先生整理的《傅彥長日記》，在寰球酒家、萬國酒家，或者新雅酒家，都能看到青崖先生出沒，而同時遇見的名流，還有魯迅、林徽因、黎烈文等。

說李青崖先生今天已經是傅彥長所記名人中最“不名”的一位，或許有些夸張，但我們對他的記憶的確不多。青崖先生的譯名，多半是停留在他對莫泊桑作品的譯介上，因為他譯得早，也因為他譯得完整，以一己之力，把莫泊桑的全集都譯了，可見得是真愛。在程勃然的《他與莫泊桑結下了不解之緣》一文中，作者也提到過，“1937年8月，日本侵略者入侵上海，李青崖在江灣的住所被炸，形勢危急。他決定隨復旦、大夏聯大向內地轉移。在收拾行李時，他對家人說，什么東西都可以不要，只有法文版《莫泊桑短篇小說全集》必須帶走。他和家人帶著沉重的莫氏全集，或肩挑，或手提，過江西，經長沙，走沅陵，遷貴陽，最后到達重慶，輾轉六七年，行程萬里”。那個時候的譯者多半喜歡“譯事專攻”，例如李健吾先生譯福樓拜，傅雷譯巴爾扎克（當然是20世紀40年代以后），焦菊隱譯左拉，譯和研究相結合，都是一段佳話。李青崖青年時代在比利時就發(fā)現了莫泊桑，想必也覺得莫泊桑對自己的脾性。只是莫泊桑擅長短篇，對原作者本人來說算不得什么壞事，對譯者來說卻絕非幸事。譯者還來不及找到風格，作者就已經戛然而止，倒是不可避免地，因為時代資料有限而留下了一些所謂硬傷，很容易遭到攻擊。這大概也是我們的翻譯史并沒有留下太多位置給李青崖先生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原因就更加不公平了。青崖先生1966年遭受沖擊，正在校對的《莫泊桑全集》悉數被抄走，雖然在1976年（也有說是1979年）文稿被歸還其家人，但是到底沒有能夠徹底完成校對。莫泊桑也因此錯過了在中國最好的譯介時刻。一直到80年代，中國趕著將20世紀的法國文學介紹給中國的讀者，19世紀的經典已經不再能夠滿足大家彼時對新的文學形式的需求。莫泊桑固然在法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難以撼動，另一個時代對于翻譯卻會別有選擇。所以莫泊桑留給中國讀者的印象，除了《羊脂球》、《項鏈》（青崖先生譯作《首飾》）與《我的叔叔于勒》，竟然也就沒有別的了。譯者是這樣的一種存在，如果原作者在目的語國家相對邊緣的外國文學里不夠顯眼，原本隱身的譯者就更加難以為大眾讀者記取。二來青崖先生的譯文畢竟主體成文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雖為白話文，卻與今天的語言趣味還是形成了距離。以至于后來中學語文教材里的選文，主要依據的還是晚些時候譯成的趙少侯先生的譯本。

而事實上，莫泊桑屬于19世紀法國文學最后的輝煌。20世紀初，法國的文學伴隨著世紀之交的思想革命，遠播世界各地的，就是莫泊桑這一代。因此莫泊桑也是最早進入中國的法國作家之一。李青崖遠非翻譯莫泊桑的第一人。陳景韓、周瘦鵑，以及周作人、胡適、沈雁冰也都多多少少譯過。但是這些譯家大多從其他語言轉譯，早期的譯文也多文白夾雜，產生的影響與其說是莫泊桑的，毋寧說是被陳獨秀定義為“先進文學”的自然主義文學群體的。李青崖對莫泊桑的譯介大部分出于文學的考慮，與先前各自立場出發(fā)的零星譯介完全不同。從法語直譯，用白話文譯，以及系統(tǒng)地、有計劃地譯，這是李譯與其他莫泊桑翻譯的不同。略顯可惜的只是李青崖和其他以寫作為主業(yè)的譯者不同，素來秉持譯者克己的習慣，不要說研究，連序也少寫。不介入讀者的閱讀，這是一個嚴肅的譯者的使命自覺，并不代表譯者是沒有立場的。在《饕餮的巴黎》里，李青崖少見地寫了一篇《題記在譯文之前》，就很好地證明了譯者嚴謹、踏實卻又不乏立場的態(tài)度。他從小說的歷史背景寫到左拉的文學觀和個人生活，再寫到文本，并沒有只是一味地跟隨作者的觀點，而是筆鋒一轉，犀利而溫和地寫道：

左拉誠然創(chuàng)立了自然主義的信條，可是他自己也未能始終遵守，他的作品里有時反而流露浪漫主義的氣息，這是文學史家所公認的事實；不過他的浪漫筆調確乎是浪漫主義的上品而已！例如他在這本小說里對于視覺、聽覺、嗅覺，乃至于觸覺所下的種種描寫即其明證。

但是青崖先生并沒有因此就產生了“指點江山”的胸臆，立即點到為止，命令自己在“題記”中“打住”，還是回到翻譯上來，交代了自己在翻譯中遇到的困難：“遇著蔬果蟲魚乃至食品以及種種實體物的名稱，動輒必須翻閱好幾種字典，有時甚或還須請教于《本草》和諸‘《雅》’那類的書，因此所費的時間更大，以至于同人中的所謂國學大師之流，竟認為如是云云‘毋乃大是玩物喪志的異事！’”——固然今天查證的手段已經較之一個世紀之前豐富便捷許多，而這不畏繁復、孜孜求證的精神，也仍然是翻譯的最高境界吧。時移事易，在翻譯的問題上，前輩之于后輩的意義，從來不是翻譯的結果本身，而是翻譯的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永遠不可能為更加精確、更加不知疲倦的人工智能替代的主體精神。

青崖先生譯莫泊桑全集，命途多舛，成就也最高，但我們有理由充分認識到另一點：莫泊桑雖是李青崖翻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遠非這位法國文學譯者的全部。如果說1991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李譯《莫泊桑短篇小說全集》彌補了李青崖去世前的遺憾，那么鄭州大學出版社此次出版的《李青崖譯文集》則在很大程度上提醒我們，我們有可能未經考證就在常識上模模糊糊形成了一種偏差。李青崖譯過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譯過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還譯過左拉的《饕餮的巴黎》（多譯作《巴黎的肚子》）。這些也都是自中國文學翻譯揭開序幕以來就進入中國讀者視野的法國文學作品。我們熟知的《包法利夫人》，就有作家、翻譯家，同時也是福樓拜最好的研究者之一李健吾的譯本——當代的還有周克希的譯本；而早于李譯《三個火槍手》的，也還有伍光建的《俠隱記》，這些都是翻譯史上了不起的名字。即便如此，對比著讀青崖先生和他們的譯本，仍然不失興味，例如《包法利夫人》開頭平淡無奇的第一節(jié)：

校長帶著一個未穿制服的新學生和一個搬著書桌的校丁走入自修室時，我們正在溫課，那些打盹的都醒了，并且逐個都站了起來，仿佛都在他們的工作中受了驚似的。（李青崖譯）

我們正上自習，校長進來了，后面跟著一個沒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個端著一張大書桌的校工。正在睡覺的學生驚醒了，個個起立，像是用功被打斷了的樣子。（李健吾譯）

我們在自修室上課，校長進來了，后面跟著個沒穿制服的新生，還有個校工端著張大課桌。打瞌睡的同學驚醒過來，全班起立，仿佛剛才大家都只顧用功似的。（周克希譯）

更加歐化的句子與小說在文白夾雜時期的用詞，這好像是青崖先生翻譯的特點，也是他最不討巧的地方。然而放諸漫長的翻譯史中，難道這不正是對翻譯的使命和目的語語言文化變遷的最忠實的記錄嗎？我們的譯者，提供的正是在翻譯的時候還沒有清楚顯現的語言的可能性，包括詞語的、句法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翻譯史欠青崖先生的一聲“辛苦”，由《李青崖譯文集》來道出，合適且必要。

袁筱一　　　

2021年10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