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青山巍巍、碧水蜿蜒的奧地利在今日是一個平靜而富足、悠然而美麗的共和國，帝國時代的光輝像是失落的寶石，只在華彩的樂章與史詩般的建筑中熠熠生輝。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使奧地利文化的精華大量流失，多瑙河畔的歷史更添幾分悲劇色彩。
悲劇是人類真實的生存狀況。帝國時代的奧地利的悲劇，首先在于沒有形成一個明確的奧地利概念。1804年，在拿破侖一世叱咤風云的時代，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弗朗茨二世宣布自己兼任奧地利皇帝，代表歐洲舊勢力向拿破侖挑戰(zhàn)。挑戰(zhàn)失敗之后，拿破侖建立了萊茵聯(lián)邦，神圣羅馬帝國在1806年壽終正寢。因此，奧地利帝國完全是在外部威脅之下誕生的，又因為歐洲勢力均衡的需要而得以留存，其版圖包括今天的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等國以及意大利、波蘭、羅馬尼亞的一些地區(qū)，其 民族構成極為復雜，主要是德意志人、馬扎爾人、捷克人、斯洛文尼亞人、小俄羅斯人、意大利人、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斯洛伐克人、波蘭人、羅馬尼亞人等，還有不少猶太人。19世紀，民族主義 大潮席卷歐洲，哈布斯堡君主國成了一個犧牲品。每一個政治上覺醒了的民族都在爭取自己的權利，如果沒有歷史依據(jù)，就去憑空制造一個，然后為著臆想中的權利爭奪不休，甚至超民族的哈布斯堡皇帝，也把自己首先視為一個高貴的德意志親王，奧地利人因此成為一個空洞的概念。
如果說拿破侖是真正締造奧地利帝國的力量的話，俾斯麥則更有意促成奧匈帝國的建立。普魯士獲得1866年戰(zhàn)爭的勝利，意味著奧地利被剝奪了德意志邦聯(lián)的領導權，作為戰(zhàn)敗后向馬扎爾人妥協(xié)的產物，奧匈帝國產生了。但是，奧地利的概念在這個不平衡的二元君主國內同樣沒有得到體現(xiàn)，政治經驗豐富的馬扎爾人人口不占優(yōu)勢，卻成為匈牙利王國地位穩(wěn)固的主導民族，并與帝國的另一半形成對峙之勢。這個另一半人口眾多、經濟發(fā)達、文化燦爛，卻沒有正式的名稱，從其性質而言，是共同君主國除匈牙利之外的部分，有時被非正式地稱為內萊塔尼亞，意指萊塔河的這一邊。 奧地利在正式場合下僅見于國家名稱奧地利匈牙利君主國和君主稱號奧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國王。
在這個不平衡的二元制之內，馬扎爾人得到了多實惠，他們的勝利更刺激了其他民族以往往是臆造的歷史為根據(jù)的權利訴求。圣文采斯拉斯王冠就是捷克人用以要求自治和獲得國家權力的旗幟，克羅地亞文化在斯特羅斯邁爾主教的努力之下，獲得了顯著的復興，斯特羅斯邁爾的南部斯拉夫統(tǒng)一理想希望能夠將塞爾維亞人、門的內哥羅人、保加利亞人吸引過來。所有這些都沖擊著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在沒有一個廣受認可的奧地利人概念的情況下，如果各民族都渴望建立自己的國家，首要任務就是摧毀哈布斯堡王朝。
弗朗茨約瑟夫一世應當為奧匈帝國終的命運負責。他在一個古老王朝喪失創(chuàng)造力和生命力的階段出生，被保守勢力用過時的內容和方式教育成為一個盡職盡責、嚴格自律卻缺乏想象力的繼承人。他的天資不甚聰穎，拘泥于細節(jié)，不信任那些聰明能干有主見的大臣。 在他統(tǒng)治的大部分時間里，他都像一個高明的導演一樣，操縱政治舞臺上來來往往的演員，終決策時卻只相信自己的判斷。在一個各種理想大行其道的時代，他恰恰是一個沒有理念的人，或許出于本能，他關心的就是保住自己繼承到的東西，一點也不肯放松，結果后把它們全都弄丟了。他不相信君主制有力量在民眾革命的年代里長存，總有一天，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會從尊貴的皇位上走下來，但在那悲劇性的時刻到來之前，他依然會像綴網勞蛛一樣，履行著自己的職責。許多人指責他淡而無味的個性、冷漠克制的待人方式和時而猶豫不決、時而草率行事的前后矛盾之處，但是，總的來說，他可以算是一個勤奮認真的公務員、一個天性寬厚的統(tǒng)治者。
作為舊勢力的代表，他在1848年革命風云變幻的時候被將軍們擁上皇位，當時年僅 18 歲。這一年的經歷使他堅信，忠實的軍人會在危難之時拯救國家。終其一生，他都把自己首先視作一名軍人。但是，正像他自己抱怨的那樣，他在戰(zhàn)場上總是不走運。1859 年在索爾費里諾和1866年在柯尼希格雷茨的兩次失敗，使他失去了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重要權益，直到1908年吞并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兩省，才使他次成功地擴張了帝國的領土，但這卻激化了與塞爾維亞的矛盾，終走向了導致哈布斯堡王朝分崩離析的次世界大戰(zhàn)。
與政治軍事上的逐步衰落恰成對比，弗朗茨約瑟夫時代的哈布斯堡君主國是一個經濟繁榮、生活相對自由的國家。推行中央集權使奧地利井井有條，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行政效率很高，廢除農奴制和建立自由貿易區(qū)解除了經濟發(fā)展的束縛，生產與財富同步增長。同時，雖然皇帝本人對文學藝術了無興趣，但奧地利的科學文化在這一時期獲得了顯著的成就，奧地利人既用美酒、女人與歌構建了一個彬彬有禮、令人愉快的地上天堂，更用敏銳的感受和犀利的筆觸記錄了那個時代高貴而壓抑的生活方式，揭示了人性中狂亂、黑暗的那一面。
實際上，很多人可能會對弗朗茨約瑟夫的妻子更加熟悉。任性的巴伐利亞茜茜公主、浪漫而憂郁的奧地利皇后、狂熱地喜愛馬扎爾文化的匈牙利王后這就是弗朗茨約瑟夫終生熱愛卻始終未能使她一展歡顏的女人。她曾經使維也納成為歐洲引人注目的宮廷，但 婚后的多數(shù)時間她都與丈夫分居，在維也納以外的地方騎馬、打獵、 旅游、閱讀。1898 年，她在日內瓦湖邊被一個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用刀刺死，從而使弗朗茨約瑟夫的個人生活陷入極大的悲痛之中。此前，1889 年，他們的兒子、奧匈帝國王儲魯?shù)婪蛟诰S也納附近的一個狩獵別墅里射殺了情人之后，飲彈自盡。再此前，1867年，弗朗茨約瑟夫具有天真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弟弟、墨西哥皇帝馬克西米連被胡亞雷斯處死，馬克西米連的妻子夏洛特精神失常。另一個弟弟卡爾路德維希在朝圣時掉入約旦河，染疾而死。在漫長的一生中，弗朗茨約瑟夫不得不一次次面對喪親之痛，而后一次，他的侄子、王儲斐迪南大公及大公夫人被狂熱的塞爾維亞青年刺殺，則直接點燃了次世界大戰(zhàn)的熊熊大火。
在次世界大戰(zhàn)接近尾聲時，歐洲各民族國家紛紛宣布獨立，哈布斯堡帝國崩潰的命運已成定局。戰(zhàn)后在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重新厘定了歐洲地圖，其作用令人不禁想起1815 年的維也納會議，但是，世道人情已大大不同了：維也納會議，毋寧說是歐洲君主和貴族的一次大聚會，普通民眾在渾然不覺中就被來自上層的力量決定了命運，巴黎和會以民族自決為原則，參加會議的主要是各新興共和國的政府官員，代表（或在程序、原則上代表）民眾的意愿；歐洲人在維也納會議上自己決定歐洲的事務，卻在巴黎和會上把權威賦予來自新大陸的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和會的影響也超出了歐洲的范圍；戰(zhàn)敗國在維也納會議上被允許列席會議，所受的處置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嚴峻的，巴黎和會上，戰(zhàn)敗國卻不僅不許派代表出席正式會議，而且即便他們對處決方案有異議，也要經過所有戰(zhàn)勝國同意才能提出，嚴苛的 條款醞釀著民族仇恨和新的沖突；維也納會議幾乎可以說是君主與貴族商量家務事的一次公開會議，而巴黎和會上，戰(zhàn)勝國以人民解放者自居，卻給戰(zhàn)敗國貼上人民壓迫者的道德淪喪標簽，現(xiàn)實的政治斗爭被涂抹得頗有幾分正義凜然的色彩。
在前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土上，貫徹民族自決原則的結果也與知識分子的意愿大相徑庭。作為前主導民族，德意志人和馬扎爾人分別建立了奧地利和匈牙利，但是，真正尊重其意愿的話，奧地利人倒寧愿并入德國，馬扎爾人雖然建立了夢寐以求的民族國家，但卻非常不甘心地失去了大量的國土、各從屬民族和數(shù)量不少的居住在已成為外國地區(qū)的馬扎爾人。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并非各民族間自然融合的結果，而是大學教授馬薩利克和主教斯特羅斯邁爾的創(chuàng)造，他們希望形成真正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正像皮埃蒙特人和普魯士人聯(lián)合同胞，形成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一樣。但是，知識分子的理想、高尚人格和不懈努力可以發(fā)明出一個國家，卻無法捏合出一個民族。捷克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塞爾維亞人在南斯拉夫的地位、權威恰如德意志人、馬扎爾人在哈布斯堡君主國的特權地位，斯洛伐克人、克羅地亞人依舊是被統(tǒng)治者，千年歷史所承載的記憶不可能被良好的意愿所掩蓋，羅馬天主教與東正教之間的分歧甚至比羅馬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差異更加難以逾越。因此，民族自決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這兩個新國家，與其說是被解放的民眾有權自主選擇自己的命運，倒不如說是哈布斯堡君主國國家權力運作方式具體而微的縮影，如果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不那么保守、僵硬，如果他們能夠更民主的話。
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計劃在遙遠的中國引起了強烈的回應。由于在次世界大戰(zhàn)中加入了協(xié)約國一方，從原則上講，中國至少有希望擺脫德國等戰(zhàn)敗國強加給她的不平等條約，但是在國際政治中，利益才是終目標，實力才是決定性因素，能干的中國外交官無力挽救 中國被壓迫的命運。1919 年，列強自私自利的行動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激進的中國青年拋棄了一直被奉為箴言的主義與理想，在西歐和美國之外，選擇了紅色蘇俄。
自那時起，大部分中國人所感受到的，是俄國濾網背后影影綽綽的西方。時至今日，盡管國家已經強大了許多，但中國人在認識世界時并未完全擺脫一種半殖民地半封建心態(tài)，習慣性地把自己擺在一個弱者或被壓迫者的位置上，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一詞的濫用。究其根本，西方本來應當是一個地理概念，但是，它在漢語中的豐富含義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西方社會有發(fā)達的資本主義經濟及其特有的社會環(huán)境，西方文明是這種社會的語言、文化、思想、科學的總稱（實質上，更為科學的概念應當是指繼承了古希臘和古羅馬遺產的各種文化），冷戰(zhàn)時期的西方指與共產黨國家針鋒相對的非共產黨國家。僅就其社會文化方面的含義而言，西方文明實際上包含著多種文化傳統(tǒng)。奧匈帝國是 1900 年入侵中國的八國之一，各方面似乎都很合西方一詞的內涵，但是，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19 世紀 70 年代的奧地利知識分子會在思考中提到西方，指的是現(xiàn)代化過程中先行一步的英、法、德等國，因此，西方一詞并非鐵板一塊的同質實體，它其實從那時起就帶有某種心理態(tài)勢的意味，正是由于奧地利人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落后，才使他們疏離了英、法、德的現(xiàn)代化大潮，才有了與德國歷史學派相對立的門格爾和經濟學的奧地利學派，才有了卡夫卡、施尼茨勒等頗為超前的文學成就。至冷戰(zhàn)結束，東、西方對峙基本上不復存在，前哈布斯堡王朝統(tǒng)治區(qū)的各國人民才擺脫了在夾縫中生存的命運，中歐的概念重新出現(xiàn)。
但是，直至今日，仍有人不加分析、不進行限定地使用西方這個概念，方便地逃避精確的敘述，西方成了一個所謂的懶詞（lazy word）。特別是在社會科學的討論中，一些人隨意地使用這樣的懶詞，把日常語言的模糊性帶入嚴謹?shù)目茖W研究工作中。這時，他們所說的西方或中國往往只是言說者頭腦中的想象，無知且不覺無知，想象卻以之為真，由于缺乏有關的知識而構建出一個無所不包又所指不明的領域，因此，難以真正形成對話。科學研究如果奠定在這樣的根基之上的話，后果可想而知。
人性是相通的，看世界，觀自身，或可說，本書的意義就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