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特·里德利：演變通論

演變（evolution）一詞的本義為漸次展開（unfolding，也有演變之意）。演變是一個故事，講述世事如何變遷。它是一個有著諸多其他含義的詞，涉及特定類型的變化。它暗示一種東西從另一種東西里出現(xiàn)。它又有增量式漸進變化的隱含意思，與突發(fā)革命相對。它既是自發(fā)的，又是不可抵擋的。它表明從簡單起點開始的累積變化。它意味著來自內(nèi)部的變化，而不是由外部引導的變化。它通常還指沒有特定目標，對在何處結(jié)束也持開放態(tài)度的變化。當然，它還特指生物體當中通過自然選擇機制逐代修正的基因遺傳。

本書認為，演變就發(fā)生在我們身邊。它是理解人類世界和自然世界如何變化的途徑。人類制度、人工制品和習慣的改變，都是漸進的、必然的、不可抵擋的。它遵循一種敘述，從一個階段進入下一個階段；它慢慢推進而非大步跳躍；它有自己自發(fā)的勢頭，不為外部所推動；它沒有什么目標，也沒有具體的終點；它基本上是靠試錯產(chǎn)生的，而試錯是自然選擇的一種形式。

以電光源為例。1712年，一位籍籍無名的工程師托馬斯·紐科門（Thomas Newcomen）碰巧找到了種把熱轉(zhuǎn)化為功的實用方法，雖然他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發(fā)明（把水煮沸，生成膨脹的蒸汽）背后的基本原理終會帶來什么樣的結(jié)果。水在機器里，通過無數(shù)細小的步驟，變成蒸汽后可發(fā)電，提供道人造光線：這就是熱做功發(fā)電。從白熾燈到熒光燈再到LED燈的變化，迄今仍在展開。

一系列的事件，就叫作演變。

我的論點是，在上述所有含義中，演變遠比大多數(shù)人意識到的更為常見，更具深遠的意義。它不僅僅局限于遺傳系統(tǒng)，還能解釋幾乎所有的人類文化改變方式：從道德到技術(shù)，從金錢到宗教。

人類文化的發(fā)展，是漸進的、增量的、無預定方向的、自然發(fā)生的，并受種種相互競爭的理念間自然選擇的推動。對于出乎意料的變化，人類往往是承受者而非主動挑起事端的一方。雖然文化演變并無目標，但針對問題所生成的巧妙功能性解決方案，絲毫不亞于生物學家所謂的適應。我們早就發(fā)現(xiàn)，若不引入蓄意設計之說，動植物在形式及行為上那些明顯的目的性就很難得到解釋。眼睛難道不是專門為看東西而設計的？出于同樣的道理，每當看到人類文化很好地解決了人類面臨的問題時，我們往往傾向于認為，這是因為有些聰明人存心設計了它。如此，我們常把太多的榮譽歸功于碰巧遇到此問題的某個聰明人。

人類歷史的傳授方式，也由此充滿了誤導，因為它太過強調(diào)設計、指導和規(guī)劃，而太少關注演變。

所以，打了勝仗的，是將軍；經(jīng)營國家的，是政治家；發(fā)現(xiàn)真理的，是科學家；創(chuàng)造流派的，是藝術(shù)家；實現(xiàn)突破的，是發(fā)明家；塑造心靈的，是老師；改變思想的，是哲學家；布道的，是教士；做生意的，是商人；陰謀導致危機；神訂立道德。不光是個人，也包括機構(gòu)和制度，公司、政黨、宗教，據(jù)說，塑造世界的，是它們。

當年，老師就是這樣教導我的�，F(xiàn)在，我覺得這么說恐怕錯多對少。誠然，個人能夠有所作為，政黨或者大公司也一樣。領導很重要。但如果說，世界上有一套延續(xù)至今的主流神話，我們所有人都犯過的同一個驚天大錯，存在的同一個盲點，那就是：人人都以為，世界主要仰賴規(guī)劃。

這樣一來，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弄錯了因果：我們誤以為船舶揚帆制造了風，誤把旁觀者當成了肇事者。一場戰(zhàn)斗打贏了，那必然是將軍打贏的（而非瘧疾流行使得敵軍萎靡）；孩子習得什么，一定是老師教的（而非老師幫他找到了書籍、獲得了同伴和好奇心）；物種存活下來，一定是環(huán)保人士救了它（而不是化肥的發(fā)明減少了養(yǎng)育人口所需的土地數(shù)量）；發(fā)明的誕生，必然來自發(fā)明家之手（而非下一級技術(shù)臺階不可避免的必然成熟）；危機出現(xiàn)，一定是因為有陰謀（不是編出來的）。

我們描述世界的時候，總覺得人和制度是關鍵，可大多數(shù)時候并非如此。一如納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在《反脆弱》（Antifragile）一書中所說，在一個復雜的世界里，因這個概念本身就值得懷疑，這就是別太在乎報紙說什么的另一個原因，它們總是無休無止地為事情找原因。

塔勒布無情地嘲笑他戲稱為蘇聯(lián)-哈佛錯覺的觀點：講授鳥類的飛行原理，就誤以為是講座使鳥類習得了飛行技能。亞當·斯密對自己筆下的制度人也毫不客氣，這樣的人幻想可以輕松地安排龐大社會中的不同成員，就如同一只手可以擺布棋盤上的不同棋子，卻完全忘記了：在人類社會這個大棋盤上，棋子本身就會動。

借用亞伯拉罕·林肯創(chuàng)造的一個說法，我希望，通過本書，能逐漸讓你釋放（disenthrall）對人類意圖、設計和規(guī)劃的癡迷。我想把查爾斯·達爾文提出的生物學理論，套用到人類世界的方方面面，讓你透過設計的錯覺，看到潛藏在底層的自然發(fā)生、未經(jīng)規(guī)劃、無情推進卻又美麗動人的變化過程。

我常發(fā)現(xiàn)，人類很不擅長解釋自己的世界。如果有一位來自半人馬座阿爾法星的外星人類學家來到地球，提出一些深入的問題，那么他是得不到精彩答案的。為什么世界各地的殺人率都在下降？犯罪學家對此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為什么全球平均收入達到了19世紀時的10倍以上？經(jīng)濟史學家為此吵成一團。為什么大約20萬年前，部分非洲人開始發(fā)明可累積的技術(shù)和文明？人類學家說不明白。世界經(jīng)濟是怎樣運作的？經(jīng)濟學家試圖解釋，但是說不出具體的細節(jié)。

這些現(xiàn)象都屬于一個陌生的類別。1767年，一位名叫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蘇格蘭隨軍牧師首次對它下了定義：這些都是人類行為的結(jié)果，而非人類設計的結(jié)果。它們是演變現(xiàn)象。這里的演變，用的是它的本義，也即漸次展開。而這樣的演變現(xiàn)象，到處都是，無所不在，可我們無法分辨出這一類別的現(xiàn)象。我們的語言和思想，把世界分成兩大類：那些由人類設計和制作的東西，以及沒有秩序或功能的自然現(xiàn)象。經(jīng)濟學家拉斯·羅伯茨（Russ Roberts）曾指出，我們無法用語言來描述此類現(xiàn)象。傾盆大雨里幫你遮風擋雨、保持干燥的傘，是人類行為與人類設計的結(jié)果；萬一忘了帶傘，把你淋得全身透濕的暴雨，則兩者皆非。但促使本地商店把傘賣給你的系統(tǒng)，或是傘這個詞本身，又或者要求你把傘側(cè)向一邊，好留出路來讓別的行人通過的禮儀規(guī)矩，屬于什么范疇呢？這些（市場、語言、習俗）都是人為的事物，但它們無一是由人類設計的。它們?nèi)�都是在計劃之外自然發(fā)生的。

我們同樣把這種想法帶到了對自然界的認識上。我們認為自然中也存在有目的的設計，而非自然發(fā)生的演變。我們尋找基因組里的層次結(jié)構(gòu)，尋找大腦里的自我，尋找思想里的自由意志。要是出現(xiàn)天氣，只要能找到一丁點兒有關人類自主性的痕跡，我們都會說人類是罪魁禍首，不是怪罪巫醫(yī)，就是怪罪人為原因造成了全球變暖。

雖然我們不愿意承認，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世界是一個自我組織、自我變化的地方。模式自然出現(xiàn)，趨勢逐漸演變。候鳥在天空中排隊成V字形并無意義，白蟻建造了宏偉的蟻穴卻不需要設計師，蜜蜂修筑六角蜂巢不靠指令，大腦的塑造不來自造腦師，學習可以不靠傳授，政治事件受歷史影響，而非反過來那樣�；�因組沒有主基因，大腦沒有指揮中心，英語語言學沒有導演，經(jīng)濟沒有首席執(zhí)行官，社會沒有總統(tǒng)，普通法沒有首席大法官，氣候沒有控制按鈕，歷史沒有五星上將。

在社會中，人是變化的承受者，甚至直接主體，但很多時候，成因來自別處，來自自然發(fā)生的、不可阻擋的集體性力量。自然選擇帶來的生物演變是這些無情力量中的強者，但除此之外，演變式無規(guī)劃變化也有其他較為簡單的形式。事實上，借用創(chuàng)新理論家理查德·韋伯（Richard Webb）提出的一個說法：達爾文理論是特殊的進化論；演變還有一套通論，適用范圍遠超生物領域。它適用于社會、金錢、技術(shù)、語言、法律、文化、音樂、暴力、歷史、教育、政治、神和道德等領域。通論認為，事物不會始終不變，它們不可抵擋地逐漸變化；它們表現(xiàn)出路徑依賴；它們有著修改過的血統(tǒng)；它們試錯，表現(xiàn)出選擇上的鍥而不舍。對于這一內(nèi)生變化過程，人類無功可邀，因為它并無自上而下的指揮。

左右兩翼的大部分知識分子仍然回避這一真理，實際上他們?nèi)匀皇莿?chuàng)世論者。他們的癡狂不相上下，右翼拒絕承認查爾斯·達爾文的理論，也即大自然之復雜，并不意味著存在設計師，而左翼否定亞當·斯密的理論，也即社會之復雜，并不意味著存在規(guī)劃師。在本書接下來的篇幅里，我將向各種形式的創(chuàng)世論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