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秋天，在山西大學舉行的中文系七六級甲班同學畢業(yè)四十周年聚會上，老同學楊俊明與我談起，他的詩集《秀容摭翠》即將付梓并邀我寫序。我覺得有資格作序的人應該是師長輩或同行的名人，我們是老同學，故未敢應允。今年又到秋天，老同學又催。古諺云：“恭敬不如從命，受訓莫如從順”，只好應命。我想，老同學選我作序，可能是出于我是我們班至今唯一一個還在母校任教的考慮吧。
　　拜讀了老同學的詩詞賦以后，我感到既非常高興又十分驚異，高興自不多言。驚異的是，幾十年來，我這個校園里的守望者，只關(guān)注著這位老同學在忻州市公證處主政，整天忙于公務；只知道世界著名的佛教圣地——五臺山當年申報自然與文化雙重遺產(chǎn)時，巨量的公證工程就出自他的大手筆；只矚目老同學的書法越來越雄健灑脫，筆走如流水，落筆如行云。我不曾想到他在從政的同時還有時間、精力寫這么多的詩。
　　看著這些詩作不免使我想起詩人與從仕的關(guān)系。看看歷史上的大詩人，哪個不是從仕或從過仕的？從仕的官吏哪個沒給后人留下膾炙人口的詩篇。李白曾任綿州府昌隆縣小吏，后任江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幕府參謀，協(xié)調(diào)各個部門的工作，官階至少相當于處級以上。杜甫曾任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后任成都劍南節(jié)度府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負責工程建設相關(guān)工作，官階至少也相當于處級以上。李賀曾任奉禮郎，雖品秩較低，也是從九品，相當于科級。白居易官職較高，由秘書省校書郎升至刑部侍郎、河南尹、刑部尚書，相當于河南省省長、司法部部長。杜牧曾擔任過池州、睦州刺史、中書舍人等職，至少相當于正局級。王維曾擔任過吏部郎中、給事中、中書舍人等職，其官職也相當于正局級或副部級。高適、賀知章、韓愈任禮部尚書，相當于正部級。劉禹錫曾擔任遠州刺史、和州刺史等，相當于縣市長級別。李商隱曾擔任弘農(nóng)縣尉，相當于副縣級。范仲淹、歐陽修均任過參知政事，類似于國務院高級行政官員級別。辛棄疾任知州、知府，也相當于市長。孟浩然一生求仕不得，未曾做官，成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園派詩人，像這樣沒有做過官，但有名詩流傳至今的詩人，我雖未做過統(tǒng)計，可能比較少。《唐詩三百首》共選入唐代詩人七十七位，選詩最多的四位詩人杜甫、李白、王維、李商隱，李商隱的官最小，也是副縣級。由此可看出詩人與從仕之間密切的關(guān)系。
　　當然，與今不同的是，唐人作詩還有詩賦取士、考取功名的需要。要步入仕途就必須會作詩，要作詩就要懂得押韻，哪個韻可以和哪個韻相押，不可以與哪個韻相押，十分嚴苛，否則為出韻，就不能被錄取。所以隋代產(chǎn)生《切韻》，唐代增補為《刊謬補缺切韻》《唐韻》，宋代為《廣韻》，宋金為《平水韻》等韻書，供士子學習使用。唐玄宗時，詩賦成為最主要的考試內(nèi)容。這也是唐代大詩人輩出，唐詩鼎盛的重要原因。所以因詩入仕，由仕為詩就是很自然的了。有人說，唐代之前的詩歌是長出來的，唐代的詩歌是嚷出來的，宋代的詩歌是想出來的，宋以后的詩歌是仿出來的。我認為，唐代的詩多數(shù)是“逼”出來的，宋以后的詩，除遼金承唐詩賦取士外，完全是作為一種體裁，按照近體詩的格律要求有感而發(fā)寫出來的。
　　今人賦詩可以說完全是出于個人的興趣、愛好，出于對生活的摯愛、感受，出于對詩詞的稔熟及知識的沉淀。俊明老同學是中文系畢業(yè)的才子，早已具備了這幾方面的特質(zhì)，創(chuàng)作出這部詩集應是水到渠成。
　　在這富有詩意的秋天里，我再次從電腦中打開老同學楊俊明所著的《秀容摭翠》稿本，看著老同學“行神如空，行氣如虹”的詩作，讀著“如礦出金，如鉛出銀”的詩句，仿佛身臨其境，試圖揣摩著詩人的感受，走進詩歌，走進詩人的心靈。看得出來，這部詩稿不僅僅是俊明老同學個人感悟的實錄，更是對家國歷程的記載。
　　全書共分為四個板塊：五絕、五律，七絕、七律，詞，賦。
　　這四個部分，無論詩詞，還是感賦，讀來均朗朗上口、余味悠長。處處體現(xiàn)出作者深厚的文學功底、嫻熟的文字技巧和斐然的詩學才情。朱光潛說過，無論是欣賞還是創(chuàng)造，都必須見到一種詩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