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tǒng)中國行政結(jié)構是一個垂直結(jié)構，統(tǒng)治者是皇帝，他順承天意統(tǒng)治天下、統(tǒng)治萬民。面對龐大的領土與紛雜的事務，皇帝一人實難處理，于是便要設官輔佐。文武群臣中為重要、權力也的便是相。在漫長的發(fā)展演變過程中，相逐漸成為外廷百官之首，是政府首腦，與皇權產(chǎn)生了離心。歷史上確有擅權、禍國殃民的相，但也有力挽狂瀾、針砭時弊、對國家發(fā)展起到巨大作用的相。統(tǒng)治者不能離開相的輔佐，故而設有相，但從漢武帝開始，又在不斷限制相的權力，于是乎，皇權與相權的矛盾一直存在，直至明朝。

鑒于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擁有權力的明太祖廢除丞相，并下旨后世子孫不得設立丞相，如有朝臣奏請，則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后，直至明亡，明朝統(tǒng)治者再沒有復設丞相一職。但凡對《明史》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明稱賢相，必首三楊這一說法。既然沒有丞相，那為何又有賢相之稱呢？三楊又是指代誰呢？是否是《明史》編纂者的失誤呢？答案顯然不是。出現(xiàn)這一局面，與明朝內(nèi)閣制度有密切關系，也與明朝官員內(nèi)心對相的留戀與追憶有關。

明太祖廢除丞相后，一個棘手問題隨之出現(xiàn)：在皇帝與六部等行政機構之間，形成了權力真空，外廷沒有了丞相這一決策機構，六部只是執(zhí)行機構，秉承皇帝旨意辦事。進一步地說，明朝皇帝集國家首腦與政府首腦為一體，故而國家各種事宜都必須由其躬親為之，否則朝政無法有效運轉(zhuǎn)，甚至會癱瘓，此種情形萬歷朝為常見。明神宗怠政，不視朝、不批閱奏折，以至于機構完全停擺。史載，僅僅在八天之內(nèi)，明太祖朱元璋收到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共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批閱兩百份文件，處理四百件事情。這對于帝王是非常嚴峻的考驗。可見，廢除丞相之后，憑皇帝一己之力是不可能處理如此多的朝事的，畢竟一個人的精力與才能都是有限的。明太祖廢除丞相原本是想加強皇權，杜絕權臣干政現(xiàn)象，自己直接處理政務。原本以為如此為之能提高辦事效率，但事與愿違。在繁忙的政務面前，明太祖朱元璋言道：人主以一身統(tǒng)御天下，不可無輔臣。但他又不能復設丞相，如此則是自扇耳光，于是他與謀臣遍覽歷朝故事，希望在古制中尋求幫助。洪武十三年九月，也就是廢除丞相制度僅僅半年，明太祖仿古制設立四輔官制。但是因為限制太多，四輔官制沒有實現(xiàn)明太祖的目的，于是，明太祖又廢除四輔官制。明太祖的次嘗試以失敗而告終。

然其一人實在無法及時處理繁雜的政務。明太祖又于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仿照宋朝制度，設置殿閣大學士，大學士的職權主要為侍左右，備顧問，然不得平章軍國事，也就是做好皇帝的參謀秘書，沒有實際職權。此種規(guī)定主要是為了限制大學士的權力，防止出現(xiàn)權臣專政的現(xiàn)象。盡管此時大學士的權力與政治地位都比較低，但殿閣大學士成為一種常設制度，它的顧問功能與秘書定位成為內(nèi)閣制度的范本。至明太祖去世，一直設有殿閣大學士。建文帝朱允炆在位期間，對殿閣大學士制度做了一些調(diào)整。由于此時特殊的政治背景，即靖難之役的爆發(fā)，建文帝與殿閣大學士之間的政治關系日趨緊密，從而使后者的輔政力度和顧問功能有所提高。明成祖朱棣時期，命解縉、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黃淮、胡儼七名翰林官入職文淵閣，參與機務，以備顧問。此舉一般被認為是明朝內(nèi)閣制度之始。但是，終永樂朝，閣臣依然如洪武朝，沒有實權，只是遵照皇帝的旨意辦事；閣臣官銜也僅為五品，連獨立的辦公場所也沒有，用印也是翰林院的印章。至明成祖中期以后，內(nèi)閣的職權漸重。

一般認為仁宣兩朝是內(nèi)閣制度的發(fā)展完善時期，其原因在于時任閣臣與兩任帝王之間特殊的關系。明仁宗為太子時，深受明成祖的猜疑，賴東宮府僚的鼎力扶持，才得以保全，終繼承皇位。故而明仁宗對楊士奇等人非常信任，在不打破祖制的前提下，以設置三公三孤、兼任六部尚書等方式提升閣臣的政治地位，加大他們的輔政職責。閣臣的品秩雖然還是五品銜，但通過加官的方式，其品秩已然為正一品、二品，與六部尚書平起平坐，甚至凌駕其上。但閣臣只是皇帝的秘書，擁有六部尚書頭銜只是提升他們政治地位的方式，而不是給予實權。正如《明仁宗實錄》載：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內(nèi)制，不預所升職務。明宣宗朱瞻基時期，閣臣權力進一步提升，閣臣擁有了票擬的權力。在宣宗中后期，逐步形成三楊輔政的局面。

明英宗朱祁鎮(zhèn)即位時，年僅九歲，無法親自處理朝務。太皇太后張氏鑒于祖訓，不能垂簾聽政，考慮到三楊等閣臣與先帝的特殊關系，于是便委政內(nèi)閣。朝廷一切政務先經(jīng)內(nèi)閣商議，再由太皇太后張氏核實，后交由部、院衙門執(zhí)行。此外，明宣宗時，除閣臣外，吏部尚書等人也享有票擬權，但從此時開始，內(nèi)閣獨享票擬權。這一切標志著閣臣已全面參與朝政，不再局限于備顧問。至嘉隆萬時期，內(nèi)閣遂被認為是政本之地，而閣臣則被認為是前朝之相。

既已交代內(nèi)閣的發(fā)展，那么所謂的三楊究竟具體指代的是誰呢？他們便是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人。楊士奇，建文三年，參與撰修《明太祖實錄》。明成祖稱帝后，機緣巧合下，他成為明朝首任內(nèi)閣成員之一，得到明成祖的重用，參與機務。楊榮，建文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后被明成祖揀選入閣。楊溥，建文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明宣宗時入閣。三楊因居第位置與籍貫的不同，楊士奇居西，所以時人又稱其為西楊，楊榮居東而稱東楊，楊溥居南而稱南楊。

楊士奇、楊榮與楊溥三人的政治仕途雖始于建文朝，但真正在政局中有一席之地是在明成祖時期，開始輔佐帝王，至明仁宗、明宣宗與明英宗三朝，三人始終居于政治核心層。他們輔佐帝王近半個世紀，對由靖難之役、太子之爭等事情造成的明朝局勢由動蕩走向穩(wěn)定，做出了積極貢獻，他們在矯枉除弊、減免賦役、整頓吏治、舉賢任能、輔導帝王等方面發(fā)揮了巨大的輔政作用，可以說是與明初幾代帝王一起構建了天下清平，朝無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的盛世局面，亦是仁宣之治的主要輔弼者。他們同朝輔政，政績卓著，更為難得的是三人互補，時謂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云，充分發(fā)揮各自的長處。因此不僅知名于當世，而且享譽后世，受到世人的推崇，故被輿論與史家并稱為三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