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實施的博士生培養(yǎng)制度來自西方，對中國高校而言，它是全新的高級人才培養(yǎng)方式。國家為此設置了一些“門檻”，如博士點的設立和博士生導師資格的遴選，均要經(jīng)過比較嚴格的申報、審批程序。我國在幾十年的博士生培養(yǎng)過程中取得的顯著成績以及存在的問題，需要參與培養(yǎng)的各方（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學校、導師、博士生、學術界等）冷靜地加以總結和反思。作為一名高校博士生導師，是否稱職，關鍵在于其指導的博士學位論文的質量和價值。如何衡量博士生導師指導的博士學位論文的質量和價值？其涉及多個維度。選題的創(chuàng)新意識、問題意識，文獻和寫作的嚴謹性、規(guī)范性等，都是重要的維度，當然還有同行認定、論文的盲審和答辯等。除此之外，我個人認為，只要不涉密，一般人文社會科學的博士學位論文代表一個求學者在研究生生涯中最高學術水準，論文通過答辯并加以修訂后應該達到出版水平，同時鼓勵公開出版，以便接受學術界和讀者的批評、審視，促進學術交流和學術積累。這一點日本的博士學位論文出版制度有可借鑒之處。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我?guī)У牟┦可�畢業(yè)后，我一般都會催促他們繼續(xù)修訂學位論文，爭取早日公開出版。在我所指導的博士生中，學位論文的出版有較快者和較慢者，較快者畢業(yè)一兩年后即出版，較慢者則拖拖拉拉。學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與常老師同為四川人的鄒明軍，從其為人的樸實低調可以看到常老師的某些身影�？紤]到鄒明軍碩士階段主要著力于先唐文學文獻，我想他在博士階段應該適當擴大一些學術研究的范圍，因此希望他能夠研究宋元時期的文獻學著作，于是和他商定的博士學位論文選題就是做《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研究。
　　清代有學者很重視包括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在內的所謂“三通”（另外“兩通”是杜佑的《通典》和鄭樵的《通志》）。杭世駿《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二《通典通志通考總論》稱，佑之識正，樵之學博，端臨之所見者大。三者鼎撐角立，廢一不可。張舜徽先生盡管批評杭世駿混淆了三書的體例，“《通志》乃通史體例，與《通典》《通考》迥異，不可取與并論”，但仍然高度評價杭世駿的學問很大：“浙學自黃宗羲、毛奇齡、朱彝尊、全祖望外，以言規(guī)模之大，吾必推世駿為巨擘。”（見《清人文集別錄》，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頁）杭世駿主講安定書院時，以“四通”課徒（除了上述“三通”外，還有《資治通鑒》）。中國高校文史專業(yè)的研究生乃至于導師恐怕很少有通讀“四通”的（很慚愧，本人亦只讀了部分，未通讀），更不用說把《文獻通考》作為教材來用。當代學者聶崇岐、鄧廣銘、張廣達諸先生都對《文獻通考》這部大書很重視。鄧廣銘先生教學生時說中國史研究有四把鑰匙：年代、地理、職官、目錄。在我看來，要掌握這四把鑰匙，《文獻通考》乃必讀之書。我之所以重視《文獻通考》這部著作，是因為它在中國典章制度史和古典文獻學史中實在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