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朝，建文朝的歷史始終是一種政治禁忌。國史闕失，于是野史傳說迭出，以遜國說從亡說為主題，不斷將建文朝傳說推向高潮。作為連接建文出亡傳說與隱遁之臣事跡的一部奇書《致身錄》在晚明時期橫空出世。該書托名吳江黃溪史氏族人史仲彬所作，記載了隨同建文帝流亡各地的二十二個臣子的坎坷經(jīng)歷，不僅被眾多史家所采信，而且成為人們藉以憑吊建文帝的依據(jù)。

隨著《致身錄》的廣泛流傳，史仲彬以介乎朝臣和糧長之間的模糊身份，相繼被供奉于嘉興府和蘇州府的鄉(xiāng)賢祠，成為家族擺脫困境以及擴展文化聲勢的重要籌碼。另一方面，史仲彬的既有履歷始終受到部分文人的深刻質(zhì)疑，《明史》更是將《致身錄》定位為附會之作。從這個意義上說，《致身錄》絕不只是一部靜態(tài)的文本，以它為依托所制造出來的各種副本所煥發(fā)出來的巨大能量，已遠遠突破是非真?zhèn)蔚南薅�。康熙中歲，隨著史氏后裔所發(fā)動的歷經(jīng)百余年的文本制造告一段落，國史與家事終于各安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