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中國文論轉型的四個面相
有學者曾將中國文論之現(xiàn)代轉型的源頭追溯至梁啟超的工具主義式政治書寫與王國維的自主主義式審美書寫兩種基本理論模式的確立上，[ 參余虹：《革命·審美·解構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的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這種看法無疑是深刻而富于洞見的。但僅僅停留于此，也容易陷入革命/審美式此消彼長的既定思維框架之內，進而忽略或遮蔽了以其他形式存在并延續(xù)著的文論探索向路。事實上，晚清時代中國文學思想的轉變，首先應歸因于由日文文學一詞逆向輸入漢語語境之后所帶來的多重層面的變化與重新定位。作為日制新詞的文學，[ 參[日]鈴木貞美：《文學的概念》，王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在進入漢語語境之后，一直在尋求能夠得以生根的土壤，以便獲得必要的本土理論資源的滋養(yǎng)與護育。由此，對于文學之特性與功能等的界定就成為晚清學人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概而言之，晚清有關文學的理論闡發(fā)至少有四種不同的路向：一是章太炎的廣義文學論，可視為現(xiàn)代人文/文化研究的源頭；二是劉師培的修辭/文章論，可歸為文學之語言/修辭研究的一路；三是王國維的超功利詩性/審美說，已被看作中國現(xiàn)代文學審美論的發(fā)端；四是梁啟超的文以致用論，沿襲并改造了傳統(tǒng)中國的文以載道思想，可以看作是向現(xiàn)代文學社會學研究的轉換。新文化運動以后，中國文學的總體面貌雖然與傳統(tǒng)時期已經有了迥然的差異，但文學思想上對于人文學、修辭學、審美論和文學社會學等不同重心的趨向與選擇，與晚清時代所確立的基本路徑并沒有發(fā)生根本的變化。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說，現(xiàn)代中國的文學思想也正是由這四種基本的路向共同建構呈現(xiàn)出來的，只不過因各自形態(tài)的或隱或現(xiàn)而常常容易被忽略或遮蔽而已。

一、人文/文化研究

在晚清學人中，章太炎一直被公認為傳統(tǒng)經學的末代大師。一般認為，章氏治經學宗于漢學考據(jù)，以小學為本，實際上忽略了章氏在西學影響下對于傳統(tǒng)經學的根本性改造。這種改造的核心表現(xiàn)，一是借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章太炎譯，商務印書館，1902）中所闡發(fā)的創(chuàng)造進化思想確立起了重建民族學術（即所謂國學）的自覺意識；一是不再獨尊儒學為正統(tǒng)，而將諸子并列為民族文化的正源（儒學只是文化取向之一種）。前者呼應的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訴求（強調不同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后者轉換的則是知識的一般形態(tài)（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儒學、道學、經學、理學、君學等）。章氏曾明確表示：蓋學問以語言為本質，故音韻訓詁，其管籥也；以真理為歸宿，故周、秦諸子，其堂奧也。[ 章太炎：《致國粹學報社書》，《國粹學報》第5年第10號，1909年11月。]其于1910年刊行于日本的《國故論衡》即是以小學、文學、諸子學三個部分的結構設計而成的，其中的文學七篇可以看作是由語言向真理的過渡，文學以小學追溯其語言源頭，而以諸子為文學之旨歸，即所謂鉤汲眢沉以熔冶哲理。正是基于這樣的知識設計，章太炎才給予了文學一個總體的定義。他認為：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稱文。言其采色發(fā)揚謂之彣，以作樂有闋，施之筆札謂之章。[ 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9頁。]章氏所定義的文學實際指的是文之學即研究文的形制、原則的學問既包括說/寫了什么（思想觀念），也涵蓋了怎么說/寫（語言）和為什么說/寫（作為緣由流脈的歷史依據(jù)）。這里的文學雖然表面上借用的是日制新詞的文學，實際呼應的卻是漢語語境中文章博學的原初意味，而且特別強調文屬于人留下來的痕跡，這樣就打破了偏于辭采的彣（紋）與循于規(guī)矩的章（彰）之間的界限，同時與漢民族所固有的人文/文史傳統(tǒng)形成了對接。

中國傳統(tǒng)學術一直遵循的是以儒家經學為主脈的思想取向，到清康熙時代才出現(xiàn)了經、史、子、集分類并舉的格局，但仍然是以經學為核心的。章學誠的重大貢獻就在于以六經皆史相號召，將經學重心轉移到了史學上（仍保留儒家的中心地位），章太炎則更進一步，視子學為學術之范疇，諸子并舉動搖的正是儒家正統(tǒng)的中心地位，這一點確實屬于章太炎的創(chuàng)舉。回到先秦諸子有利于重新展示中國人文傳統(tǒng)多重路向并存的豐富面相，而以文字/痕跡本源為基礎，經言說以明辨真理的構想，與西式語言哲學之言說/存有論的思想模式并非完全沒有通融之處。只不過遺憾的是，章太炎只專注于族裔同聲層面上的追本溯源，嘗試以恢復民族本真言說（原初國語）來重建漢民族的精神統(tǒng)系（道統(tǒng)與學統(tǒng)），終就只能退回到復古的老路上去了。所以，胡適才評價說，章太炎的文學定義推翻了古來一切狹隘的文論。但是，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癥，他的成績使我們知道古文學須有學問與論理做底子，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中國文學的改革必須向前進，不可回頭去。[ 胡適：《文學論略·序論》，章太炎：《文學論略》，上海：群眾圖書公司，1925年，第1、7、11頁。]

章太炎之文學定義的關鍵啟發(fā)在于，如同天文（天相）地文（地貌）所呈現(xiàn)的痕跡一樣，人文即人所留存的痕跡，其中主要的就是著于竹帛及金石紙木等載體物之上的文字，研究這些所著所作即為文之學，這一定位倒恰與西文Literature詞源意義上的著述/書寫/文法之意[ 參[美]喬納森·卡勒：《文學理論》，李平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22頁。]暗相吻合。而且，就目前東西方學界已經普遍認可的文學的文化研究轉向來看，以文學為平臺的研究早已經突破了純文學的既定范疇，開始向多重維度形成輻射式的跨界延伸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章太炎所開辟的大人文視野確實需要引起我們的重新重視。

事實上，自章太炎以后，以文學面貌出現(xiàn)的現(xiàn)代形態(tài)的人文研究并沒有完全中斷，胡適自身以文學求真理的思路與章太炎即有暗相呼應的意味，朱希祖所謂的文學為人類思想之樞機，[ 朱希祖：《文學論》，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5頁。]謝無量的大文學史觀，錢基博對于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的構想，程千帆在其《文論要詮》（初名《文學發(fā)凡》）中對于章太炎的推崇，錢穆對于文學/文化實乃一體兩面的定位，乃至徐復觀對于文學與心靈世界關系的探索，等等，其中都可以窺見超越于純文學之外的更為博大的人文關懷。自章太炎以降的人文/文化研究并沒有因為學科的界限而消逝。

二、修辭/文章研究

與章太炎并為晚清經學代表人物之一的是劉師培。章太炎認為，文在其本源意義上就是著，夫命其形質曰文，狀其華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搉論文學，以文字為準，不以彣彰為準。[ 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0頁。]也就是說，文所強調的既不是潤色，也不是采飾，文之所立，重在明道而不在修飾。但劉師培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典籍稱之為經，正是出于編織的結果，即孔穎達《左傳》注疏中所謂經緯相錯乃成文。所以，文者紋也，真正的文學恰恰需要修飾。劉師培認為：散行之體，概與文殊。……言無藻韻，弗得名文；以筆冒文，誤孰甚焉。[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論文雜記》，舒蕪校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0頁。]劉師培對于文學的定位源于阮元的沉思翰藻，沉思即言之有物，思有所得；翰藻則要求將所思所得用為恰當?shù)姆绞絺鬟_出來。以沉思翰藻為標準本于《文選》，依蕭統(tǒng)的說法，《文選》不收經、史、子之類的著述，因為它們不屬于文；凡文，不只是要求有所悟得，更需要富有文采，所以入于《文選》的篇章，主要以賦為主。阮元雖然將沉思與翰藻并舉，其實重點倒是在強調翰藻的音韻辭采，張之洞稱其為摹高格，獵奇采（《軒語》）；不務實際，專注于追求賦陳華麗，奇辭異譬，由此，修辭層面的裝飾性就成了衡量文之高下的核心尺度。

劉師培在《論文雜記》中有言：中國文學，至于周末而臻極盛。莊、列之深遠，蘇、張之縱橫，韓非之排奡，荀、呂之平易，皆為后世文章之祖。而屈、宋《楚詞》，憂深思遠。上承風雅之遺，下啟詞章之體，亦中國文章之祖也。惟文學臻于極盛，故周末諸子，卒以文詞之美，得后世文士之保持，而流傳勿失。[ 劉師培：《論文雜記》，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論文雜記》，舒蕪校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10頁。]據(jù)此，劉師培認定，文在魏晉六朝之所以能夠崛起，正是出于文在這個時候開始有了華采藻飾的紋/彰的自覺意識，而這種修飾才是前代之文得以流傳的根本，同時也是文學需要研究的問題。因此《文選》之于劉師培才顯得至關重要。與周、漢時代相比，六朝文學空前繁榮，既有以美飾為目的的詩賦駢文，也有以實用為特征的論傳奏記；唯其紛紜錯雜，才會出現(xiàn)文筆之辨或韻散之分。劉師培重沉思翰藻的《文選》一途，倒確是在突出文的修辭特質。在文的基本定位問題上，劉師培以修飾為準繩與章太炎及桐城文法劃出了界限。

從現(xiàn)代語言學的角度看，彰韻律而輕文字似乎有以語音中心抵制文字中心，即以聲音而非（章太炎式的）書寫來辨別其是否屬于文學的意味，這一點實際也可以看作是辭達（載道）與翰藻（采飾）的分界。辭達者立意在明道，多以尚質/樸實為目標，章太炎所崇尚的魏晉文，姚鼐所編《古文辭類纂》及后續(xù)黎庶昌的《續(xù)古文辭類纂》等，都可成為研習辭達一路文章的典范（以考據(jù)為本借辭章達于義理并兼及經濟）；翰藻者偏于性情，除了自身所固有的天分才干以外，更需要顯示出創(chuàng)造性的語言組織能力，所以更重視語詞表述自身形式上的美感，蕭統(tǒng)的《文選》即被此派中人奉為楷模。吉川幸次郎認為：尊重理智的修辭決定了成為中國文學中心的，與其說是所歌詠之事，所敘述之事，倒不如說是如何歌詠、如何敘述；換言之，往往常識性地理解文學素材，卻依靠語言來深切感人，這可說是中國文學的理想。[ [日]吉川幸次郎：《中國文學史》，陳順智、徐少舟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頁。]在清季學人中，劉師培的文學理念確有創(chuàng)見，他至少使人對駢儷之文所蘊涵的形式/修辭特性有了一種新的認識。但遺憾的是，與阮元持論相似，劉氏過于強調文辭自身在音節(jié)、韻律、駢偶等表層形式上的美感，所以只能形成一種翰藻有余而沉思不足的理論格局。加以附逆之舉及易順鼎、樊增祥等人的駢麗賦作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劉氏之說一直為新、舊各派文人所詬病。

劉師培所偏重的以文章為文學的路向可以看作是對章太炎的無所區(qū)分的文的定位的反撥。出于多方的抵制，《文選》一派在清末漸至頹逝，但從修辭/文體的角度來研究文學的思路卻一直有所延續(xù)，汪馥泉的《文章概論》、馬宗霍的《文學概論》、蔣祖怡的《文章學纂要》等，所取的也正是這一路徑。在充分汲取傳統(tǒng)文章學資源的基礎上，終奠定了后世文學語言學及文學修辭學的學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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