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前言：哀鸞孤桐上，清音透百年

　　劉海濱

　　一百年前，1920年代，70后的梁啟超（生于1873年），有些要緊的話不得不對90后、00后們說。此時的梁任公不過四十多歲，剛剛從政治旋渦中全身而退，專心投入教育事業(yè)。他汲汲惶惶，一面力圖改造學校教育[ 1917年之后的梁啟超，欲在教育改革方面做出一個榜樣，以推動全國學校的轉(zhuǎn)變。他先是想改造上海的中國公學，繼而欲籌建文化學院，開創(chuàng)一個全新的高等教育模式，后因經(jīng)費等原因中輟，退而求其次，謀求在現(xiàn)有的大學之內(nèi)開辟一塊試驗田，斟酌選擇之后落實在清華大學。1925年清華學校改為大學，分設(shè)大學部和國學研究院，而研究院就是以梁啟超為主導發(fā)起和設(shè)計的，其他幾位導師也是梁啟超推薦的，每年招生三四十個有大學學歷者入院深造，目的是在現(xiàn)代大學制度中加入古時書院的德育精神及修身方法，走出現(xiàn)代教育的新路。梁啟超一生主辦的兩所學校，一頭一尾分別是湖南的時務學堂和清華國學研究院，前者是清末最早的新式學堂，造就了一批革命志士和民國棟梁，后者逆流而上，開創(chuàng)了一股清新的學風，一直影響到現(xiàn)在。]，一面到處講演[ 1917年從政壇隱退時，梁啟超曾制定了一個講演計劃，周游各地，每天一場講演，每地停留一月，打算用三年時間覆蓋全國。后來雖然沒有完全照計劃進行，但他見縫插針的講演從未止歇，一直到去世。]，目的只有一個——救救青年：“天下最傷心的事，莫過于看著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壞路上走�！苯逃�改革是根本，但是很慢很難：“這種‘販賣智識雜貨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敝v演則直接向青年喊話，是為了救急：

　　現(xiàn)在這種教育一時又改革不來，我們可愛的青年，除了他更沒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諸君啊！你到底還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險呀！非你自己抖擻精神，想方法自救，沒有人能救你呀！

　　為什么這樣急呢？得從頭說起。

　　兩種新文化（梁啟超與章太炎）

　　梁啟超二十來歲追隨康有為搞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繼續(xù)辦報紙開專欄，宣傳新思想，聯(lián)絡海外華人團體，聲名掩蓋其師。與之齊名的還有一位太炎先生（1869年生）。在杭州詁經(jīng)精舍讀書的青年章太炎因受到甲午戰(zhàn)敗的刺激，加入康有為“強學會”學習西學，繼而到上海擔任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記者，成為宣傳維新的健將。變法失敗后兩人逐漸分途，章太炎1906年到日本主編《民報》，與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分庭抗禮。

　　梁章的分手，表面上看是政見不同，一個追隨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一個與孫中山結(jié)盟，倡言反滿革命，其實真正的原因是為學的路徑有別。（在政治主張上，梁啟超并非拘泥不化，“�；省迸c否實隨時勢而變，除追隨康有為的一段時間外，戊戌前即持革命論，辛亥后又轉(zhuǎn)而支持共和，次年參加民國政府，后來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梁啟超均積極策劃興軍討伐，實為再造共和的元勛。）

　　從師承上看，梁的老師康有為是今文經(jīng)學家，托古改制，又是西學的倡導者，其學問根柢則是陸王心學，而任公一生得益受用亦在于此；章的老師乃是清代樸學家俞樾，注重古文經(jīng)學和訓詁考據(jù)，太炎的主張雖有前后期的不同，其一生學術(shù)路徑實奠基于此雖然章太炎因為倡導反滿革命，曾發(fā)表《謝本師》與其師公開決裂，乃是表示政治立場的相異，并非學術(shù)的反叛。。兩派的區(qū)別并非僅在于方法、見解上，更本質(zhì)的是做學問的路子不同，簡單地說，前者重實踐，后者重知識。中國文化的主脈（根本精神）是以實踐為主，知識則是為實踐服務的，實踐與知識是“本與末”或“體與用”的關(guān)系。實踐有不同層面，如《大學》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又以修身為根基，此即“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中國文化是以儒釋道為核心的，心性之學尤其發(fā)達，但是并非空談心性，而是立足于修身實踐，在此基礎(chǔ)上治理家、國，乃至天下。到了清代中葉，注重知識的一派逐漸興盛，此即號稱樸學的乾嘉學派，此雖有其歷史原因及效用，但就文化整體而言，則是支派暫時蓋過了主脈，是中國文化衰落的表征。適逢清末以來西學涌入，現(xiàn)代西方重知識和科學的風氣與之不謀而合，于是乎附庸蔚為大國，知識派成為主流和潮流。

　　基于對現(xiàn)實的不滿，特別是甲午海戰(zhàn)的慘敗，當時不管是實踐派還是知識派，同樣號召引進西學、學習西方。青年章太炎之所以親近康梁，參加維新運動，也是由于雙方變法圖存的目標一致。所以章梁在二十世紀初引進西學、宣傳新思想方面形成合力，引領(lǐng)時代潮流，而在此風氣之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即為80后“新青年”，章梁則同為實至名歸的青年導師。但表面的合作并不能掩蓋二者路徑的差別。這不但表現(xiàn)在章梁論學相異，章太炎因不滿于康有為門下以圣賢自期（在章看來，師徒是以圣賢相互標榜），乃至與康門弟子產(chǎn)生肢體沖突，憤而離開《時務報》（但章梁此后并未斷絕交往），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暫且不論[ 章太炎說自與梁啟超等人相遇，“論及學派，輒如冰炭”，又說康有為自號“長素”，弟子以教主目之，門弟子且有自號“超回”“軼賜”者，“狂悖滋甚”。從修身之學而論，康有為本人或有自認太過，求名務外之失，康門弟子也不免工夫不落實，流于標榜門戶，乃至有猖狂恣肆者，這也是后來梁啟超自我反省的內(nèi)容之一。但此屬修身工夫?qū)用娴牟蛔�，康梁之學與章太炎的知識路線相比，畢竟有內(nèi)外之別。]，其本質(zhì)分歧則在于章太炎的知識路線認同“六經(jīng)皆史”，而把心性實踐為本的經(jīng)典當做歷史資料，將圣賢僅視作歷史人物，因而無視由修身實踐達致的圣賢境界有超出常人的一面。另有一例，梁啟超1897年在湖南辦時務學堂，發(fā)揮今文經(jīng)學而為民權(quán)革命論之外，又以陸王心學的修身工夫勉勵諸生，其效果，除了一班師生后來投身革命多半捐軀據(jù)梁啟超說，時務學堂先后招生兩班，每班四十人，唐才常等為助教�！爱敃r同學于書本子學問之外，大家對于做人方法，非常注意，所以后來人材很多�！�1900年唐才常獲得梁啟超、孫中山支持于漢口領(lǐng)導起義，與班上同學二十多人一同殉難。到1911年時，頭班四十人中“強半死于國事，今存五六人而已”。，還培養(yǎng)出了蔡鍔這樣的民國砥柱，此是后話。

　　流亡日本期間，梁啟超通過深入反思（大約在1900年至1903年），明確認識到個人修養(yǎng)是一切行動的根本，為政者如若缺少自我修養(yǎng)工夫，則內(nèi)心無主宰，行動無根柢，固然不可能成功；為學者如無修身工夫，則知識愈多，恰為作惡的工具。并且從自身做起，效法曾國藩，給自己訂立了嚴格的改過遷善的日課。究其實質(zhì)，這是其修身為本的為學路徑經(jīng)過了現(xiàn)實的磨礪，得以確認而升華（首先是從觀念上明確修身為本，進而落實到實踐中，在自我身心上切實用工夫）。1903年梁啟超游歷北美，所見所聞使他進一步認識到，這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偏重知識科技、輕視內(nèi)在德性修養(yǎng)是現(xiàn)代化的一個弊病，必須及早修正。此后他將自己為學的宗旨確立為以道德統(tǒng)攝知識，即以傳統(tǒng)的德性修養(yǎng)為本，吸收現(xiàn)代科學和政治成果。對個人而言，首先從自我修養(yǎng)做起，回到傳統(tǒng)修身為本的正路上去，在此基礎(chǔ)上吸收和消化西學；于社會而言，則是一面提倡根本意義上的傳統(tǒng)道德[ 現(xiàn)代語境下一般人理解的“道德”與古典的道德，并非一回事。簡單地說，傳統(tǒng)文化中的“道”是宇宙萬物的本體，“德”是道在具體事物中的呈現(xiàn)。因此德一方面與道相連通，一方面又是某一事物之為此事物的根據(jù)，類似于現(xiàn)在說的某一事物的本質(zhì)。如果沒有德，某一事物就不成為它自己了，因此一個人如果沒有德，就不成其為一個人。德需要人的自我修養(yǎng)才能開顯出來，進而上通于道，這個修養(yǎng)過程稱為修身，所以孔子說“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因此道德修養(yǎng)是人的第一需要。現(xiàn)代語境中的道德，一般是指為了維系社會秩序而對個人的倫理要求，進而固化為社會行為規(guī)范。這里的德不再與道相連，通過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而上通天道，與道合一的途徑也湮滅不彰；與古典的道德相比，成了無源之水�，F(xiàn)代德育一定要重新接通這個源頭，才是有生命力的，才可以在人心中落地生根。]，一面增進現(xiàn)代知識。此為梁啟超的“晚年定論”。換言之，章梁早前合作，其共同點是在改造社會和吸收西學，后來的分途是因為梁啟超及早修正了自己的道路，欲以傳統(tǒng)道德駕馭新知識。

　　以此為分水嶺，1903年之后的梁啟超在青年中的影響迅速回落，這從此后《新民叢報》逐漸式微可以想見。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此時章太炎因為激烈鼓吹反滿革命被投進監(jiān)獄，聲名大噪，而其同時期出版的《訄書》重訂本中，新增有《訂孔》一篇，矛頭直指孔子，乃至稱為“支那之禍本”。1906年章太炎刑滿出獄，到日本主持《民報》與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對壘，很快《新民叢報》就停刊了。此后的章太炎一身獨任革命先驅(qū)和青年導師二職，后來《新青年》雜志的主要撰稿人及“五四運動”積極參與者，包括魯迅、周作人、錢玄同、許壽裳、沈士遠、沈兼士、朱希祖等（除后兩位是70末，其余都是80后），都是1906年后章太炎在日本的入室弟子。

　　為什么有這樣強烈的反差呢？按理說，此時的梁啟超并未放棄對西學的宣傳，只是增加了提倡傳統(tǒng)修身之學，至少是更全面了，但這卻是梁啟超很快被冷落的原因。當時的現(xiàn)實是，知識和西學的新潮正裹挾人心，因為常道的衰落，致使對傳統(tǒng)文化的根本精神缺少體認，現(xiàn)實的壓迫又使得將國力衰弱簡單歸因于文化，甚而直接歸罪于道德。于是片面地學習西方的知識技術(shù)，普遍輕視貶低傳統(tǒng)道德。梁啟超此時轉(zhuǎn)而宣揚學習西方應以傳統(tǒng)道德為根基，在激進派看來，無異于倒退。因此，新成長的一代80后青年為什么會舍梁就章，就不難理解了。

　　可以說，章梁曾經(jīng)合力引領(lǐng)了一個時代“新青年”的出現(xiàn)。當梁啟超看到其中的偏差，力圖修正時，卻發(fā)現(xiàn)“新青年”們已經(jīng)羽翼豐滿，走上了反傳統(tǒng)的道路�！拔逅倪\動”的主角，即《新青年》雜志群體，是以章太炎為前導的（這一點幾乎是共識，如曹聚仁就說過章太炎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不祧之祖”），其與梁啟超所倡導的返本開新的思路不同，其最顯著的標志即“反孔”反傳統(tǒng)傾向。同時應該看到，“新文化運動”初始之時眾聲喧嘩，具有多種發(fā)展可能，只是這一派聲音最響，五四之后逐漸占據(jù)主流，再之后成為時代潮流。

　　換言之，有廣義、狹義兩個“新文化運動”，廣義的“新文化運動”是從清末以來，因時代環(huán)境的巨變而興起的文化更新運動，包含西學的引進和中學的更新兩方面內(nèi)容，當時許多文化名人，都在其中起到推動作用，而梁章的作用較為顯著。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分歧逐漸彰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兩條路徑： 一是強調(diào)中西或古今的對立，以傳統(tǒng)文化為現(xiàn)代化的障礙，號召從語言文字入手，徹底改造文化和教育，此為《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所謂一校一刊）團體為主的一派（以下簡稱激進派，或北大派），由此發(fā)展為激進的反傳統(tǒng)潮流，此為狹義的“新文化運動”，或可稱之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一則以傳統(tǒng)文化中的修身之學為本，吸收西學，促進固有文化的更新，其宗旨可概括為“返本開新”。此一路徑以梁啟超為代表。1912年梁啟超回國參加民國政府，卷入政治旋渦之余仍不忘抽空講演，宣傳自己的主張，1917年退出政壇投身教育、制定講演計劃則幾乎與《新青年》創(chuàng)刊同時，這種聲音其實一直伴隨著“新文化運動”，只是后來被“五四新文化”所掩蓋[ 因梁啟超與清華的密切關(guān)系，而其創(chuàng)立清華國學研究院正是為了貫徹這一路徑，與北大派相對照，梁的這一派或可稱為清華派（這里只是取其大端，實際上清華研究院的其他幾位導師與梁啟超的路徑仍有差別，梁啟超更注重心性修養(yǎng)，其他幾位則側(cè)重文史，但作為與更偏重知識和反傳統(tǒng)的北大派相制衡的力量，則是梁啟超的友軍。詳見拙文《常道與常識： 重估梁啟超之路》上篇之三《同道與異調(diào)》）。相對于“五四運動”激越的北大聲音，梁啟超為靈魂的清華之聲則如清婉低回的鳳鳴，透過百年歷史，久而彌新。]。

　　這兩條路徑并非截然相反，而是同中有異。不僅求新求變是二者共同的特征，而且同樣主張大力引進西學，其根本分歧則是對傳統(tǒng)的態(tài)度。進一步分析，“返本開新”并非通常所謂“守舊”（這正是激進派喜歡扣的帽子），而是區(qū)分傳統(tǒng)中的不同層面，對于其核心層修身之學，認為是民族文化的精魂，不可變易，此即“常道”；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外圍層，即應用于現(xiàn)實生活的知識、技術(shù)、制度、器物等，認為應該因應時代、與時俱進，學習西方恰可促進自身的更新，此為“常識”。兩派的共通之處在于都積極推進常識，認同引進西學對于常識建設(shè)的重要性，不同的是，“返本開新”派認為建設(shè)新常識并不需要打倒傳統(tǒng)之常道，相反應該重新回到常道。再進一步，產(chǎn)生這種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承認在實用的學術(shù)之上有一個道德的根本，即常識之上還需要有常道為本，以常道統(tǒng)率常識。這其實是現(xiàn)代化的普遍問題。正如梁啟超1903年游美，1918年旅歐所見，西方現(xiàn)代化以來走入了一個誤區(qū)，就是偏重身體的、物質(zhì)的生活，而輕視心靈的、精神的生活，表現(xiàn)在社會層面則是科技的發(fā)展、宗教的隱退。如前所述，清代以來發(fā)生的重視知識、忽略心性的“樸學”潮流恰好與此應合，于是承襲了這種潮流的中國學人，因為本已對傳統(tǒng)文化的心性、道德層面產(chǎn)生了隔閡，很自然地全面擁抱現(xiàn)代西學，對于西方人本已不甚重視（但始終還在）的心靈、宗教層面則置之不顧，由此心理，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層面心性之學、修身成德之教也就棄之如敝屣（以上參見拙文《常道與常識： 重估梁啟超之路》，載《原學》第一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而下一代的“新青年”們則是在國內(nèi)新式學堂受教，且多有留洋背景，對西方宗教固未曾留意，對于傳統(tǒng)的隔閡更深，喊出“打倒孔家店”就是自然的了。

　　向“新新青年”喊話

　　1917年前后，梁啟超看到這種傾向愈演愈烈，憂心如焚，“今日中國實已陷于最危險之時期”，“中國社會之壞，實由十年前之青年墮落所致”，因為“有知識之人而為惡，其流毒甚于無知識者百倍”，矛頭直接指向80后一代“知識青年”特別是留學生精英們。此時已是“新青年”的天下，接踵而至的“五四運動”更使得“新青年”們牢牢控制了時代話語權(quán)。梁啟超轉(zhuǎn)而寄希望于更年輕的一代，越過80后直接向90后、00后喊話，希望為“五四”糾偏，為將來的中國文化校正方向。

　　然而此時激進反傳統(tǒng)的大勢已成，在激進者眼里，不僅梁啟超成了“反動派”（唐君毅回憶當時的北大青年聽到梁啟超的講演，“替他加上一個罪名叫做‘軍閥的變相的走狗’，我們所有的同學都是罵他的……青年都說他講的是過時的，說他所講的東西都是帶點欺騙性”），連章太炎、胡適都落伍了。章胡也先后意識到早先的主張不免偏激，認識到傳統(tǒng)不能一概打倒。早在“五四運動”之前，章太炎的學術(shù)方向已然發(fā)生變化，從1914年再次修改《訄書》開始，章太炎調(diào)整了自己的主張，雖仍保留了《訂孔》等篇，但調(diào)子已大為緩和，且將書名改成較為平實的《檢論》，而逐漸回歸“國學”研究。胡適也于1923年前后提倡“整理國故”。但需要區(qū)分的是，章太炎、胡適的整理國故，依然是落在知識的層面，與梁啟超的返本開新途徑不可等量齊觀。這從魯迅對于二者態(tài)度的區(qū)別也可稍窺端倪。魯迅暗諷胡適“踱進研究室”；在悼念文《關(guān)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評價老師，一面高度贊揚他作為革命前驅(qū)的作用，一面說他“后來卻退居于寧靜的學者”，“和時代隔絕了”： 其中固有師友的“舊誼”，其批評的重點乃在于他們倡導的書齋中的學術(shù)研究，是從現(xiàn)實行動中退出來，與民眾隔離。對梁啟超，則近乎斥罵，“問什么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么烏煙瘴氣的鳥導師”（發(fā)表于1925年的雜文，題做《導師》），陣營不同的背后，透露出的是因路徑相異導致的深層隔閡。

　　雖然梁啟超回天無力，但是從另一層面看，正所謂功不唐捐，少數(shù)沉潛淵深者別有會心，如后來異軍突起的新儒家群體即是“返本開新”路徑的承繼者： 梁漱溟（1893年生）自述早年深受梁啟超的啟發(fā)；錢穆（1895）勉勵學生學習梁任公“做第一流的學問”；在香港創(chuàng)辦的新亞書院以“為學與做人融通為一”為宗旨，與清華研究院辦學理念一脈相承；賀麟（1902）親聆且筆錄了梁啟超在清華的講演，在二十年之后出版的《當代中國哲學》中盛贊梁啟超“終身精神發(fā)皇，元氣淋漓”“不憂不懼”，可見濡染之深；唐君毅（1909）后來走上這條道路也可說是間接受其影響（他雖然聽過梁啟超講演，但受當時北大風氣的熏染不免心存輕慢，后來回憶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梁漱溟和歐陽竟無，而此二人正是與梁啟超關(guān)系緊密者，梁啟超1922年在南京講學時曾連續(xù)一個多月在歐陽的內(nèi)學院聽講佛學）。梁啟超所引領(lǐng)的返本開新思路，在“五四”時期就是一種平衡的力量，后來在新儒家那里發(fā)揚出來，成為滄海橫流之中流砥柱。其后部分新儒家學人輾轉(zhuǎn)海外，為中華文化保留了一線血脈。而本書中出現(xiàn)的其他當年聽講者的名字，如周恩來（1898）、梁實秋（1903）輩，也在激進狂潮中起到過重要制衡作用，在另一種意義上影響了歷史進程。

　　諸君猛醒啊！

　　梁啟超講演的主旨，首在激發(fā)青年的危機感，喚醒青年的自覺心。對于時代環(huán)境的惡化，梁任公感受之強烈可謂淪肌浹髓。清末積弊已久，表現(xiàn)為政治腐朽、禮教僵化，民氣不振，經(jīng)過廣義的“新文化運動”，風氣為之一變，青年成為時代的風向標和引領(lǐng)者，而路徑偏差的后果也愈益顯發(fā)出來。梁啟超參加民國政府的數(shù)年間，目睹種種人心險詐、丑類惡行，社會普遍的道德墮落，深為青年擔憂。1917年1月，與蔡鍔組織護國軍倒袁成功，剛剛經(jīng)歷民國的失而復得，乃至自己生死考驗的梁啟超回到北京，驚魂未定，面對熱烈歡迎的京中三千多名青年學生，不禁感慨萬千：“今諸君以血氣未定年齡，日在此萬惡之社會中，與群魔為緣，其危險真不可思議！偶一不慎，墮落將不知胡底，遑論匡救時弊哉！”

　　這種狀況“五四”后到達一個頂峰：“蓋自‘五四運動’以后，青年的精神，一方面大為振作，一方面也就發(fā)生弊端。”振作是因為自我意識的凸顯。伴隨著科學民主的，是獨立自主的價值觀，和沖決羅網(wǎng)的時代風氣，一掃乾嘉以來老大帝國和文化衰蔽的沉沉暮氣。弊端呢？“社會上對于青年可算是寵極了，然根柢淺薄的人，其所受寵的害，恐怕比受辱的害更大吧”，所謂“根柢淺薄”正是缺少修身之學的培養(yǎng)，人格不能挺立，這樣的“個性自由”被鼓蕩起來，很容易變成肆無忌憚乃至人欲橫流。其根源在于現(xiàn)代化片面強調(diào)人類生活的社會性和物質(zhì)層面，蔑視甚至踐踏靈性和信仰，人格挺立、文明建立的道德根基遭到破壞，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文化遭摧殘、斷裂的后果要遲一些時候才能彰顯，其直接的結(jié)果則是青年的人格墮落：“我看二十年來的青年，一批一批的墮落下去，真正痛心得狠！”“近年來的青年，好像海潮一般，一波一波的往下底降。”

　　基于對“五四新文化”流弊的清醒認識，梁啟超重新定義新文化，提出兩個先決的要點，一、 在知識上要有科學的理解；二、 在品格上要有自律的情操（《什么是新文化》）。概括言之，“五四運動”與梁啟超心目中的新文化相同之處在于提倡常識，其代表是科學和民主（賽先生、德先生）；其不同之處在于后者對于常道的堅守，所以梁啟超希望在此之外還要加上道德自律（有人稱之為“穆小姐”，認作“新文化運動”的另一種呼聲）。

　　對此青年需要有“痛切的自覺”，有了自覺才可能有自救的行動。這種道德自覺心，本是一切人類文明的根基，但是到了現(xiàn)代卻成了稀缺品，其障礙在哪里呢？

　　近來國中青年界很習聞的一句話，就是“智識饑荒”，卻不曉得還有一個頂要緊的“精神饑荒”在那邊。中國這種饑荒，都鬧到極點，但是只要我們知道饑荒所在，自可想方法來補救；現(xiàn)在精神饑荒，鬧到如此，而人多不自知，豈非危險？一般教導者，也不注意在這方面提倡，只天天設(shè)法怎樣將知識去裝青年的腦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識才是有用。茍無精神生活的人，為社會計，為個人計，都是知識少裝一點為好。因為無精神生活的人，知識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領(lǐng)也增多�！�…故謂精神生活不全，為社會，為個人，都是知識少點的為好。因此我可以說為學的首要，是救精神饑荒。

　　教育的重心完全偏于知識，社會的潮流都是拼命追求知識（以為它能帶來財富和幸福），青年在受教育的過程中未曾接觸過豐富淵深的精神資源，從來不曾體驗過真正精神生活的滋味，精神已然貧乏到饑荒，生命之流已然干涸，猶渾然不覺。其根源仍然是前述現(xiàn)代化的根本偏差： 物質(zhì)生活掩蓋了精神生活，導致知識的追求掩蓋了道德的自覺。

　　梁啟超的呼吁，包含對國家前途深切的憂慮，因此對青年抱有渺茫的希望，“國家一線之希望，實系諸二十世紀之新青年”，若青年不能負起這個責任，“前途不堪設(shè)想矣”。但是面對青年，梁啟超說的是“直接打救自己，間接打救國家”。國家社會的敗壞，是因為個人的墮落；只有每個人的自覺和人格挺立，國家才有振興的希望�！笆怪T君能開拓一己之命運，則中國之命運，亦必隨諸君之命運而開拓”。與個人相比，國家是第二義的，人本身是第一義的，這個邏輯關(guān)系不能顛倒（在這一點上，康德意義上的“每個人都只能作為目的，而不能作為工具”的個人主義，與傳統(tǒng)學問修、齊、治、平的邏輯次序，其精神是相通的）。

......

　　尾 聲

　　“五四”之后的激越之路，其后果早已展現(xiàn)無遺；中國文化一陽來復之際，返本開新之路才重新回到我們的視野。中國的現(xiàn)代化路途，兜兜轉(zhuǎn)轉(zhuǎn)一百年，仍然沒有跳脫當年梁啟超所面對的，或者預見到、想要避免的問題。學校成為“販賣知識的雜貨店”，做教育、做事業(yè)的缺少道德自覺，整個社會價值根基亟待建立。青年的苦悶和彷徨，不正是這些問題活生生的寫照嗎？

　　梁啟超的年代，知識化和向外追尋已是深入人心，眾人正欣喜若狂地奔向現(xiàn)代化，沒有心思停下來想一想。對此梁啟超有清醒的認識，他說將來一定會發(fā)生很不好的事，并對孩子說你們將來會受極深重的苦。在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人類來到了一個轉(zhuǎn)折點，觸目驚心，前路茫茫，或許我們可以重新打量，再做選擇。

　　現(xiàn)在按下重聽鍵，再聽聽一百年前梁啟超痛切而溫暖的聲音。這一次，我們也許聽得懂了。

　　2021年3月5日，于海上毋畫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