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已經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展示，不好說它們還停留在第二階段的小說形態(tài)上。
　　事實是《儒林外史》《紅樓夢》已經從對現(xiàn)實客觀世界的描述，逐漸轉入了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而且這種刻畫具有了多元的色素。只是中國小說內心世界的心靈審美化的展示，有其固有的民族特色而已。《儒林外史》和《紅樓夢》一樣，都是一經出現(xiàn)就打破了傳統(tǒng)的思想和手法，從而把小說這種文類推進到一個嶄新階段。
　　《儒林外史》像《紅樓夢》-樣，它已經從功利的、政治文化的外顯層次，發(fā)展到宏觀的、民族文化的深隱層次。從小說視野的更新的角度看，吳敬梓注意到了因社會的演進和轉變而牽動的知識分子的心理、倫理、風習等多種生活層次的文化沖突，并以此透視出入文知識分子的心靈軌跡，傳導出時代變革的動律。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對形形色色知識分子的悲喜劇，實質上是做了一次哲學巡禮。他的《儒林外史》的小說美學特色，不是粗獷的美、豪放的美，更不是英雄主義的交響詩。他的小說從不寫激烈，但我們卻能覺察到一種激烈，這是蘊藏在知識分子心底的激烈，因而也傳遞給了能夠感受到它的讀者。因此，《儒林外史》的小說美學品格，有一種耐人咀嚼的深沉的意蘊。這表現(xiàn)為小說中有兩個相互交錯的聲部：科舉制度和八股制藝對于知識分子來說，無論貧富，無論其生活和政治生涯如何，它總是正劇性的——這是第一聲部，作者把這一聲部處理成原位和弦；作者將科舉以外的內容，即周進、范進、馬二先生等人的悲歌，作為第二聲部，把它處理為變和弦，具有諷刺喜劇旋律。變和弦在這里常有創(chuàng)作者的主觀色彩。作者在把握人物時，并不強調性格色彩的多變，而是深入地揭示更多層次的情感區(qū)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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