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最明顯的特點是，身為中國人，卻出生在另一個國度——法蘭西。正常說來，法蘭西不應該是自己的祖國。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里，對于本該出生并生活的故土中國，除曾讀過一些西方媒體關于中華帝國的出版物之外，我誠然知之甚少。自己處于法國的實際經(jīng)歷和對中國的完全想象之間，不知最終如何是好，很長時間我一直受此困擾。
　　有一天，我從書中發(fā)現(xiàn)，法國和中國實體上、地理上同屬一塊大地，一個大陸，即歐亞大陸。我心中所感到的兩個國家，各自位于這個遼闊大陸的兩端，法國在西端，中國在東端，并且相距一萬多公里。然而，我不禁覺得兩國都在同一地域，彼此不被任何大洋或大海隔開，山水相連，徒步可達。于是，這種想法開始帶給我一大欣慰。要從兩個遙遙相對的吸引力之間尋求某種接近之情，便在我身上油然而生。發(fā)現(xiàn)法中兩國同屬一個地域，也利于緩解我個人之前所受的困擾，使那一直缺乏的內(nèi)在連接得以建立。
　　自這一發(fā)現(xiàn)之后，對兩千多年來持續(xù)不斷地發(fā)生在連接遠西和遠東這塊土地上的人文交往，我的興趣越來越濃厚，并潛心地探究著。從亞歷山大大帝東進史詩，漢朝時代羅馬人首次赴華，絲綢之路把中國錦緞源源不斷地輸往古羅馬及西方富人家中，到馬可·波羅遠游忽必烈大汗宮廷，等等，我尋求著歐亞大陸的連接——也系我個人連接的基礎，從此一發(fā)不停。
　　我總如饑似渴地讀書，尤其偏重于讀那些反映歐亞大陸兩端文明相互接近的愿望的故事。越讀這些作者的著作，我越加確信，自羅馬帝國以來，對于許多西方人，不論普通探險者，還是國王或皇帝，一定知道要去發(fā)現(xiàn)、要去征服東方最大的帝國。隨著時代的變遷，這已成為偉大夢想之一。而鑒于這個泱泱帝國久難接近，那些富有想象力的征服者就更加魂牽夢繞了。
　　接著，時光流逝了。到了17世紀，歐洲耶穌會士們才向西方揭示了他們在神秘中華帝國發(fā)現(xiàn)的一切。這些傳教士把向往中國的舊夢變成現(xiàn)實，對他們大量寄回來的報道、觀感和書信等，尤其法國人大感興趣。從而，這激起人們對這個遙遠帝國文明的迷戀。伏爾泰等大作家成為中華文明及風俗的推崇者。1789年大革命后，法國甚至仿效中國的殿試科舉制，選拔新的優(yōu)秀人才，以取代喪失地位和世襲權的貴族。
　　拿破侖吸收當時的思想。眾多見證表明，他與多數(shù)同時代人相反，并非對中國的偉大、強大及其文明不甚了解。如同西方歷史上的所有大征服者那樣，他也曾懷有征服東方的夢想。當然，對中國抱有野心的歐洲大君主，不是僅有他一人。拿破侖最兇惡的敵人——英國，也夢想在神奇的中華帝國扎下根來，以便揚其天生做生意的本性。
　　1995年，我讀了法國19世紀最偉大作家之一夏多布里昂的遺著《墓外回憶錄》全書。從有關拿破侖被囚于圣赫勒拿島的章節(jié)之中，透過一些段落，我發(fā)現(xiàn)這位法國皇帝流放期間身邊曾有過中國仆人。于是，我又讀了拿破侖放逐孤島的陪伴者之一拉斯卡斯所寫的《圣赫勒拿島備忘錄》。書中也言及島上英國總督曾向拿破侖派去中國奴仆一事，我便摘錄了有關敘述。我還翻閱了其他同樣主題的著作，但其中對流落這個南大西洋小島的華人奴隸似乎沒有更多、更具體的記載。
　　鑒于這一情況，尋求法中兩國此時直接連接的夙愿引導我落實一個計劃，即構想拿破侖與中國人的相遇與對話。在圣赫勒拿島上，拿破侖身為英國人階下囚，而華人則是英國殖民者的奴隸。拿破侖法國被英國及盟軍打垮，而大清帝國則被英國用炮艦強行打開門戶。通過法國戰(zhàn)敗皇帝和中國皇帝的子民在圣赫勒拿島的關系，我想顯示中法兩國在患難與共之中相互接近，彼此同情。
　　若按歷史事實，拿破侖代表法蘭西，而其華人仆從卻并非直接來自中國。他們都是英國艦隊強行抓來充當苦力流放孤島的可憐之人。而我意欲描寫的歷史對象之間的地位懸殊何其之大，必然導致法中兩個帝國間很難建立平衡的對話。為使這一對話能夠平衡地展開，我覺得有必要塑造一個較有分量的人物，賦予島上華人奴仆中的一個以真切的命運。我刻意塑造的這一人物，就是將其當作乾隆皇帝的遺子；眾所周知，乾隆大帝有許多非婚子女。
　　19世紀初葉，英國人圖謀威脅入侵中國并非徒勞。因而，我設想乾隆繼承者嘉慶皇帝密派這位私生兄弟前往西方，以探明這一威脅的程度及影響。
　　在我的心里，本書意在描繪中華帝國與西方開始建立不平等關系的紛亂時期，在一塊小小的流亡之地上，法中兩國最高層已開始有了某種接觸。
　　我曾希望本書能在1997年英國把香港歸還中國之際發(fā)表。對于我來說，這旨在以個人方式為中國曾經(jīng)長期遭受屈辱的這段歷史畫上句號。同時，也許可在拿破侖身后替他向英國人象征性地報一箭之仇。他與英國人完全不同，十分喜歡圣赫勒拿島上的華人。
　　勒內(nèi)·韓
　　2007年3月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