鳴謝
在我在英國、美國、中國和日本為這部傳記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我要感謝的人很多。這個研究大約始于1982年，那時我鼓足勇氣問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爵士他是否想撰寫回憶錄�！坝锌赡�，有可能，”他回答道�！斑溃�你是否真的認為你想？”我追問道。（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在為這個時刻的到來而緊張）“哦，可能不，”他回答道�！澳敲矗�如果我開始為撰寫你的傳記而搜集材料，你介意嗎……？”［后來我才發(fā)現(xiàn)，在我1973年1月16日問這個不恰當?shù)膯栴}之前很久，他已經(jīng)寫信給朋友出版商伊恩?帕森斯（Ian Parsons），雖然熱情不高，但他在信中期待著將來的某個時刻，他一生的著作都已經(jīng)完成，他可以開始寫自傳了：“當我完成了所有一切，也許我將可以口授我的回憶錄�！保菸也挥浀檬悄且惶爝�是后來的某個時候，他最終給予我授權(quán)，基本上就是一張手寫的通知，要求圖書館和其他人員將他們管理的信件和檔案提供給我使用。我還記得問過他：“也許你可以讀一下我寫的約翰?貝里曼（John Berryman）傳記？”“哦，我已經(jīng)讀過了，”他立即說道，“我以極大的興趣和仰慕之情讀完了它……唯一的問題是，這些美國人似乎保留了他們所有的信件和日記。我沒有�！边@最后一句話帶有一絲明顯可以感覺到的快樂。在他去世之后，我了解到他曾經(jīng)表達過這樣一個觀點：他的傳記已經(jīng)交到了“可靠的人手中”，我認為我不能不把這視為他水平較高的也許是最頑皮的含混之實例。
另一次記憶清晰的交流是我冒失地問他（那些年我非常大膽），既然在他健在時我就在為撰寫他的傳記而搜集材料，他是否有什么基本原則：我是否應(yīng)該避免調(diào)查他的私人生活（那時我并沒有意識到燕卜蓀的私人生活都往往以公開的方式展開）。他跟人很少有眼神的接觸——他看上去常常顯得半遮半掩，或者心不在焉，或者眼睛看著天花板，仿佛在想著什么，或者似乎是對著那只趴在他懷里的黃貓（名為“貓”）的毛皮說話——但是這一次，他突然直視著我的眼睛，“基本原則？當然沒有！盡管寫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