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與文化傳承

1.危機的兩面

作為墨西哥人，在我撰寫本書時，有兩個日子無法回避。一個是20世紀末，這是我要和全人類共同分享的日子：在2001年，我們所有的人將開啟一個新的千年，用我們的雙手——一只希望之手，一只畏懼之手，在其張張白紙上進行未來的書寫。

然而，在美洲這里，另一個我們無法回避的日子則是1992年，一個“大事件”的五百周年。這個“大事件”既古老而又當下，我們甚至不知道該如何為它命名——依據(jù)“歐洲中心論”傳統(tǒng)的說法，稱其為“發(fā)現(xiàn)美洲”？還是以一種新的更加熠熠生輝的說法，將其命名為“兩個世界的相遇”？或者干脆把自1492年以來所發(fā)生的一切判定為滔天大罪，喚作“征服美洲”？要不然，就稱之為“伊比利亞與伊比利亞美洲的重逢”——一個更加大度、包容的政治提案？它使我們審視過去，既不無視當年的錯誤和罪行，也要明白我們自己是怎么回事，因為我們擁有共同的過去，而且我們只有團結一致，才會在未來有所成就。再或者稱其為“發(fā)明美洲”？因為歐洲希冀有一個能將文藝復興的多余能量容納其中的新空間。然而，“美洲之表現(xiàn)”，也在“發(fā)明歐洲”。美洲自覺是歐洲的一部分，然而它向歐洲展露出的，卻是印歐混血人的面龐、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輪廓。說來說去，或許這一切都是對美洲的臆想，表明它至今還未被居住其上的男男女女們真正地發(fā)現(xiàn)。而美洲大陸只能被人們依據(jù)以下諸種理由去想象，也即，被傳承：

首先，我們是一個多種族、多文化的大陸。因此貫通全書，不使用“拉丁美洲”這一命名——它是法國人在19世紀為躋身于美洲所作的發(fā)明——而選擇了一個最為全面的定義：印非伊比利亞美洲；或為簡潔起見，稱其為“伊比利亞美洲”；或出于文學性的考慮，強調語言上的統(tǒng)一和傳承，稱其為“西班牙語美洲”。然而，不管怎么講，我們美洲大陸包含有印第安和非洲元素。

其次，文化上的傳承與美洲大陸政治上的斷裂戲劇性地形成對比。我們身處其中的危機，部分源于我們政治上的失敗。但盡管政治上有諸多的失敗，文化傳承卻顯示出活力。這些事實表明，我們需要創(chuàng)建的，不是與文化傳承相抵觸，而是以它為基礎，能給政治沿承以意義及可能性的發(fā)展模式。

不管眼下我們如何稱呼這個已屆五百周年的“大事件”，我們是把它視為一個新世紀和第三個千年開啟的前夜來迎接它，而且我們是乘坐在現(xiàn)代性的末節(jié)車廂上重新迎接它。在過去五個世紀里的每個階段，我們都曾經對現(xiàn)代性懷有熱望，或是圍繞它進行爭論，或是對它予以排斥。與現(xiàn)代性論爭如影相隨的是對傳統(tǒng)的論爭，而這兩者就融合在我們當前的問題中。

我們這片大陸在找尋其現(xiàn)代性的過程中屢屢絕望，但是，太多次，在面對如此艱難的找尋時，我們反應過激：我們反而更愿意固步因循守舊的社會殘垢，馬克斯.韋伯稱其為“世襲制”的社會。在這一社會中，首領的意志、集團的利益以及所應給予由寄生蟲和強盜構成的軍隊的補償，共同構建起了一個充滿著政治無常、“暴力無懲戒”的非理性世界�！氨┝�無懲戒”這一描述出自羅慕洛.加列戈斯（Rómulo Gallegos），我將會在這本書中經常引用。

上述現(xiàn)實被披上了“合理化”的外衣：因為我們是西班牙“反宗教改革者”的后裔，而反宗教改革是“一面豎起的反對現(xiàn)代性延展的墻”，那么我們怎么能夠現(xiàn)代呢？不僅如此，與繼承約翰.洛克和馬丁.路德的“現(xiàn)代”理念相比，我們從內心深處更是哲學家圣.奧古斯丁和圣.托馬斯.阿奎那智性、道德、政治思想的繼承者。由于追隨圣.奧古斯丁的思想，我們會費解上帝的恩賜怎能夠直接與個體相連；因為與約翰.洛克意見相左，我們則難以相信國民政府的意圖是保護私有財產。換言之，我們更相信等級制度和調停的權力。與圣.托馬斯站在一邊，我們便相信共同利益以及為了獲取它的那種必要的團結高于個人目標和私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