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社會進入轉型期，城市發(fā)展逐漸從關注經濟建設轉向關注社會建設，在此背景下，對城市社會的空間認知亦變得日益重要。近年來，關于社會空間的討論日益升溫，但其中大部分是著眼于抽象的概念層面，或者是對西方社會空間鏡像的演繹。學者們主要是以Shevky和Bell（1955）提出的社會區(qū)分析范式為基礎，探討城市的社會空間結構及其分異特征，如虞蔚（1986）、李志剛等（2006）對上海的研究，許學強等（1989）、鄭靜（1995）、周春山（2006）等對廣州的研究，顧朝林（2003）、馮健和周一星（2003）等對北京的研究，薛德升（2006）對韶關的研究，徐昀等（2009）對南京的研究，張利等（2012）對烏魯木齊的研究等。但回頭來看，這些社會空間研究大多只是基于既有的西方“社會區(qū)”概念的理論驗證工作。雖然通過數(shù)據(jù)分析和聚類分析，上述研究迅速刻畫出了中國城市社會的空間結構特征，但這些特征是否是對中國城市社會的貼切如實呈現(xiàn)?其分析結論對中國城市社會治理和規(guī)劃的實踐具有多大的指導意義?在這些方面，既往研究無疑仍留下諸多想象空間。
　　究其根本，在此之前基于社會區(qū)的中國城市社會空間研究主要關注了社會空間的綜合分異和關鍵因子間關系的解析，而對社會要素本身的空間特征探究相對不足。其高度概括的空間結構呈現(xiàn)，與城市社會的實際運行之間缺乏過程、機制上的理解。社會區(qū)分析的理論構想來源于對美國城市社會的經驗總結，其依據(jù)的社會層次結構假設、社會分異影響因素等是否可以默認為是中國城市社會的現(xiàn)實，這一點并不確定。因此，于現(xiàn)實而言，當前需要的是回頭思考和辨識中國社會空間本身的特征、類型、演化過程、影響因素等，需要從方法論本源上、以歸納法為主進行再思考。
　　回歸本源，經典的城市空間研究比如同心圓模型首先是來源于歸納，即把各種城市問題及相關的社會要素標注于地圖上，以地圖為基礎來認識社會空間的特征。后來Shevky等人提出三大關鍵因子和形成社會區(qū)分析框架其實也是遵循這一基本思路。因此，從原理上講，首先采用歸納的方法來認識社會空間特征，應是理解中國城市社會空間的第一步，而社會地圖（Social Atlas）是其中最基礎的工作，即基于歷史或現(xiàn)狀的社會數(shù)據(jù)，通過某種空間可視化方法對社會要素的空間特征、社會屬性與物質環(huán)境的空間關系、空間結構等進行解析（李海晨，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