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記 在理查德·布林斯利·謝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的《情敵》（The Rivals，1775 年）一書中，莉迪亞·朗格什和她的女仆露西一起抱怨斯萊特恩·朗格夫人經手過的書。露西注意到，萊特恩夫人“把一本流動圖書館的情感小說弄得又臟又臭，連基督徒都讀不下去”。莉迪亞無奈地承認，萊特恩夫人“有一個極善觀察的大拇指，我相信她平素真愛她的指甲是為了在閱讀時做一些旁注”（第一幕，第二場）。謝里丹的妙語諷刺了在書中做記錄是一種不整潔的破壞，尤其是在圖書館的書里，這讓我們注意到人們與印刷品交互的本質。萊特恩由于太懶而不用鉛筆寫字，更不用說鵝毛筆，因為那需要削尖筆頭，準備墨水、蘸墨，才能寫字，還要在翻頁之前把寫好的字晾干。萊特恩夫人在她的書頁上用一種離手最近的工具，也就是她的拇指甲做標記。她那“極善觀察的大拇指”寓言式地揭示了印刷品和讀者之間的物理互動，表明讀者翻閱書籍有時會留下痕跡。 許多人認為，這樣的痕跡和修改是一種污損，但最近的學者考慮了書籍中標記的證據價值，尤其是旁注，它們可能會告訴我們關于過去閱讀習慣的信息。在這一章，我們認為標記涉及更廣泛的互動，超越了閱讀，更廣泛地涉及書籍參與的社交生活以及讀者交互時留下的痕跡。首先我們強調，標記是一種物質決定的現象，它可以告訴我們這一時期的書籍擁有者的社會角色。正如利亞·普賴斯（Leah Price）所表明的，印刷品除了文本內容之外還有很多用途。書本上的標記通常反映了一系列與閱讀無關的目的和用途。由于紙張相對昂貴，18 和 19 世紀的書籍空白處都寫滿了手寫練習、圖畫、清單、財務記錄和其他標記。這些標記暗示了文本流通的文外世界【空白】。交互的痕跡留存了下來，反映了該書隨著時間推移而產生的各種經歷。我們可以把 18 世紀的故事《紙幣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a Quire of Paper）看作是這種經歷的典范。此外，標記實踐是由各種物理因素決定的，比如鉛筆和鋼筆的可用性、一本印刷書籍中的空白紙數量、在家中閱讀或路途中閱讀時書本的尺寸大小。 我們舉了一些例子來說明這一時期印刷書籍所采用的某些傳統(tǒng)標記方法。這不是讀者的個人行為，而是印刷文本的一種對“空白”的擴充或完成。與傳統(tǒng)上將邊注作為私人閱讀證據的理解不同，我們提供的這些例子是社會行為的標志。例如 18 世紀的讀者在主題詩的上方虛線中寫上名字，確認他們掌握了其中的知識，這使他們有資格在一本書定稿時成為合作者。這種做法表明這一時期出現了一種日益常見的現象，出版商越來越多地制作文本，通過空白空間積極地邀請讀者添加內容。正如安德魯·派珀在 18 世紀末所寫的那樣，“大量的雜集里有印刷的空白處，甚至還有特別設計的一頁，讓送禮者可以把這些書獻給收禮人。無論是裝飾性的書頁……或是空白處以受贈人的名義寫的獻詞……雜集始終使用空白來鼓勵用戶在其中進行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