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周年版序言

《中間地帶》寫成已經(jīng)二十年了, 從那時起, 這本書獨自開始了它自己的奇遇。它跨越學科邊界, 影響到文學批評、人類學、考古學、政治學領域, 并且旅行到了全世界。出乎我意料的是, 它不僅影響了北美其他地區(qū)的研究, 還影響到在非洲、亞洲、澳洲和歐洲的研究。另外, 它還進行了“時間旅行”, 在有些案例中應用在了古代。
在本書出版并取得初步成功后, 我很快明白, 對書本身來說是好事的, 未必同樣對作者也是好事。對我來說, 危險在于我可能被困在這本書中, 剩下的職業(yè)生涯都將擔任“中間地帶” 這個法庭上的法官,必須裁決“被拽上庭的所有案例到底是真正的中間地帶, 還是只是一些平淡無奇的妥協(xié)行為被做成了更宏大的樣子�！�
我不想這樣, 原因有幾點。首先, “疑犯” 們都來自那些我所知甚少的世界。我花了十年時間寫《中間地帶》, 寫它的快樂和寫任何歷史著作的基本樂趣一樣: 我去到陌生的地方, 那兒的人們逐漸鮮活起來,我對他們越來越熟悉, 以至于他們仿佛比我日常所見的人物更加真實。這讓我太太感到擔憂——直到現(xiàn)在還是。但是, 我對產(chǎn)生疑犯的非洲、亞洲、南美、澳洲、新西蘭等世界根本不熟悉, 我怎么能判決它們是不是也制造出了中間地帶呢? 我雖然認為某些案例存在嫌疑, 但并不足以做出“有罪” 還是“無罪” 的判決。
導致我遲疑的第二個原因純屬實際: 我還有別的事要做。我是個幸運兒, 至少在職業(yè)上如此。我想要研究的比我過去能探索的要更多,我希望過去寫的書能自己說話, 這樣我就可以繼續(xù)做別的事了。《中間地帶》一出版, 就任它自生自滅了。
最后一點原因既不像第一點那樣出于我的無知, 也不像第二點那樣出于自私, 而是在于我如何理解“中間地帶” 這個概念�！吨虚g地帶》這本書講述的其中一點就是, 相互的誤解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新意義,重點在于誤讀所產(chǎn)生的好處。如此一來, 作者若扮演法官指控讀者誤讀該書, 將會陷入很尷尬的境地。這并不是說對該書已經(jīng)存在誤讀。我相信誤讀是有的, 但是我從寫作此書中學到的是, 這種誤讀本身也可能具有意義。
那些使用“中間地帶” 這個概念并提出批評意見的學者, 他們幫了我很大的忙, 也使我感到非常榮幸。他們幫助我澄清自己對于這個概念的思路。我可以德以修正自己對這個術語的使用方法, 而非宣布我就是該用法的最終裁判, 甚至不存在其他合法的、可能還更有效的使用方法了。對于我所指的“中間地帶”, 我意識到寫書時并未完全領會的使用方式——兩個并行的方式。首先, 我試圖描述這樣一個進程,它產(chǎn)生于“有人愿意……用他們所理解對方的文化預設來使自己的行為顯得合理合法”。這些行動者追求文化上的“共通, 不管是自己感知到的還是真實存在的”。這“通常像是誤解或偶然的產(chǎn)物——實際上也是如此”。這種解讀也許荒謬可笑, 但是沒有關系�！叭魏喂餐ㄖ�處,不管多么微小, 只要雙方接受, 它便可以投入使用, 并有自己的生命�！� 這個過程充滿彼此的誤解, 然而是創(chuàng)造性的誤解。過去如是, 現(xiàn)在也如是。
不過, 在發(fā)展這個理念時, 我一直沒有將它脫離于《中間地帶》中的另一個層面。我試圖描述一個特定的歷史空間, 它是這個更大進程的產(chǎn)物, 而這占據(jù)了本書的主要篇幅。這個空間就是高地。由于“中間地帶” 本身是一個空間的隱喻, 該術語允許合并我所討論的手段、創(chuàng)造性誤解、真實空間: 高地或法屬加拿大的高地。
我想我已經(jīng)把構(gòu)成這種空間的要素說得非常具體了: 帝國或國家政權(quán)與無國家式社會組織的遭遇, 勢力基本持平。雙方都想獲得對方所擁有的東西, 而且雙方都不能調(diào)動足夠的武力迫使對方服從。軍隊、暴力在創(chuàng)造與維持中間地帶的過程中并不鮮見, 但其中的關鍵因素是調(diào)解。
調(diào)解的過程不僅僅指妥協(xié)。如果“中間地帶” 的全部意義就是相互沖突的利益之間的妥協(xié), 那它就是個毫無用處的概念, 因為妥協(xié)已經(jīng)被學者、政治家及一般大眾廣泛接受了, 為何還要給它起個新名字?部分地通過創(chuàng)造性的誤讀, 中間地帶創(chuàng)造出了一系列實踐、儀式、職位和信念, 盡管這些產(chǎn)物由相關群體的諸多元素組成, 但卻在整體上,獨立于這些群體的實踐和信念。在某種意義上, 它也是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 - Strauss) 所說的“修補術” (就地取材制成的物品):就地取材, 去克服一個新的障礙。但列維- 斯特勞斯同樣對“修補物”能做的事及其可用的工具做了限定——稍后我會對此進行討論, 相比較而方“中間地帶” 比他的“修補術” 概念范圍更廣。
我始終認為, 作為一種進程的中間地帶在其他地點、其他時間也存在。但是, 我認為其他研究者每次在研究工作中, 發(fā)現(xiàn)的并非都是與法屬加拿大高地完全一樣的空間。有些時候該進程可能已經(jīng)初步顯露, 但并未出現(xiàn)該空間。法國人深入北美, 來到密蘇里河(Missouri River) 西部, 中間地帶的許多實踐在那兒也進行, 包括聯(lián)盟長官、卡柳梅特(calumet) 儀式、禮物交換和天主教傳教所。那些地方同樣有大量適宜的、有創(chuàng)造性誤解的案例, 但并未出現(xiàn)和法屬加拿大高地一樣長久存在的空間。中間地帶的空間有賴于一種能夠支持并擴大其進程的基礎結(jié)構(gòu), 而這種基礎結(jié)構(gòu)只在雙方大體上勢均力敵且存在相互的需求時才會產(chǎn)生。盡管作為一致空間的中間地帶很難產(chǎn)生, 但我并不驚訝有學者在西半球其他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中間地帶, 比如克勞迪亞·西亞(Claudía Garcia) 在研究17 世紀末的莫斯基托印第安人時使用了這個概念。
作為進程的中間地帶在產(chǎn)生和高地相同的空間時, 不必精確符合我在《中間地帶》中描述的模型。我十分愿意承認中間地帶的進程和喬納森·李普曼(Jonathan Lipman) 在《熟悉的陌生人: 中國西北穆斯林史》中所稱的“人們因處于文化交界處而需調(diào)整其差異的地方” 并不一定需要精確復制高地發(fā)展中的一系列事件, 或者類似的機構(gòu)。當李普曼發(fā)現(xiàn)“雙方陷入長時間的誤時狀態(tài), 這種誤時有時候?qū)Ρ舜耸怯欣��? 有時卻是致命的”, 我感到自己正處于熟悉的領域, 盡管除了李普曼告訴讀者的東西以外, 我對中國西北部特定地區(qū)的穆斯林一無所知。
當別的學者強調(diào)了我已經(jīng)意識到卻并未深入探索的內(nèi)容, 并發(fā)展出自己的獨特的思考時, 我特別高興。我一直欣賞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的著作, 并加以運用在我的研究中。當他在《不被治理的藝術》中強調(diào)“開始將家戶作為初級單位, 并將村莊、部落和聯(lián)盟作為臨時的不穩(wěn)定聯(lián)盟的情況” 時, 他強調(diào)了高地的一個特殊方面, 盡管他贊揚我將之用出了“杰出的效果”, 但其實他用得更加有
效。他將我有時天真的經(jīng)驗主義論述變成令人傾佩得多的比較分析, 并且?guī)в懈�全面的理論洞察。斯科特對“不服從的地帶�?感興趣, 特別是碎片地區(qū), 在那里, 大群體形成的碎片組織在尋求國家或征服者鞭長莫及的庇護所和機會。他的大計劃是理解“佐米亞(Zomia)” ——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撾、泰國和緬甸, 并且延伸到印度及四個中國境內(nèi)省份的東南亞高原地帶。數(shù)世紀以來,此
地區(qū)都是逃避國家工程的人群的避難所, 形成了“廣大的對抗國家的邊緣地帶”。他將“佐米亞”與拉美、巴西、安第斯山脈及其他類似地區(qū)的避難所聯(lián)系起來。和高地類似, 在佐米亞, 身份認同常常是多重的, 地方群體往往是自治的, 并且隨時面臨分裂的危險。當人們試圖尋找一個中間地帶卻最終失敗時, 我也會如同他們找到了一樣高興, 因為尋找本身已經(jīng)意味著他們認真對待這個概念了。
亨利· 雷諾茲(Henry Reynolds) 直接說“在澳洲沒有‘中間地帶’”。由于常常在帝國性質(zhì)的公司中發(fā)現(xiàn)這個概念, 故而其是具有帝國性的。但我從未對此概念本身懷有帝國式的野心。畢竟, 如果中間地帶無處不在, 那它可能同樣在哪兒都不存在。最好的史學概念是便于思考的, 而且當我發(fā)現(xiàn)學者們在積極使用“中間地帶” 這個概念,嚴格地將它用于自己的材料, 然后解釋為何他們所發(fā)現(xiàn)的并非真正的中間地帶時, 我為這本書感到驕傲, 因為它做得很好。在佩卡·海邁萊伊寧(Pekka Hämäläinen) 最近的書《科曼奇帝國》(The Comanche Empire) 中, 沒有出現(xiàn)“中間地帶”, 但這個概念多少幫助了海邁萊伊寧完善他自己關于其這些想法在科曼奇利亞(Comancheria) 發(fā)現(xiàn)的有趣且重要的社會組織的想法, 并且都取得了成效。
當“中間地帶” 的概念傳入其他學科后, 學者們往往(但并不總是) 關注美洲印第安人。在文學批評中, 阿梅莉亞·卡坦斯基(Amelia V. Katanski) 在印第安寄宿學校里發(fā)現(xiàn)了“中間地帶”, 并用這個概念來解釋關于這些寄宿學校的文本。哈維格·伊洛恩合根發(fā)現(xiàn), 在20 世紀30 年代至40 年代美國中西部的“聯(lián)邦作家計劃” 文本中發(fā)現(xiàn)了中間地帶的回應, 但并沒有重新創(chuàng)造中間地帶。還有學者發(fā)現(xiàn)中間地帶在描述當前的政治發(fā)展時也很管用。貝絲·康克林(Beth A. Conklin) 和勞拉·格雷(Laura R. Graham) 發(fā)現(xiàn)這個概念在理解亞馬遜河流域的環(huán)境沖突時很有用, 特別是在“亞馬遜印第安人與外部的環(huán)境相關者的互動場景” 中。他們的中間地帶是“一種政治空間, 跨文化交流、交換及聯(lián)合政治行動的場域”。
這本書不可能沒有爭議, 但是對它的攻擊——不管是含蓄的還是直率的——從未使我有過改變這個概念本身的想法, 也沒有改變它在高地特殊呈現(xiàn)。這些批評如果對我有什么影響的話, 那就是更加堅定了我的立場, 因為我認為存在非常重要的問題亟待回答。我不準備逐一回應關于《中間地帶》的所有批評, 我有信心讓讀者去決定這些批評有多少學術價值。但是我將會討論兩本著作, 這兩本著作提出了更加宏大的問題, 關于帝國與前國家社會的關系的本質(zhì), 以及跨文化的理解和和解的可能性。這兩個主題對我來說不僅極其重要, 也具有持久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