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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研究的是中國至晚清為止歷代法律及其相關文化形態(tài)的產生、發(fā)展與演變。晚清至民國時期法律文化處于轉型期，與傳統(tǒng)社會存在密切的淵源與銜接關系，本書也將其部分內容歸入傳統(tǒng)法律文化的范疇。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是中國法學的一個分支，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有機構成。本書將中國歷史上的法律思想、法律制度以及相關的考古資料、典籍文獻、文學藝術、宗族制度、社會管控、秘密社會等專題置于一個綜合的體系中進行介紹，以期讀者對中國古代法律文化有一個完整的、宏觀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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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與法律文化

五四時期以來，一些學者為了研究社會與人類活動的整體規(guī)律，突破傳統(tǒng)的歷史觀念，分別對“文化”與“文化史”的概念提出了見解。

梁啟超于20世紀20年代提出“新史學”，意在突破以記述王朝政治為主體的舊史框架，提出關于文化史的宏闊設計。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分“今日所須之史”為“專門史”與“普遍史”，認為一般之文化史屬于“普遍史”。所謂普遍史者，“并非由專門史叢集而成”，而是“超出各專門事項之外，而貫穴乎其間”。文化史就是這樣一種貫通各專門史的學科。梁啟超曾經對中國文化史有過比較系統(tǒng)的論述。他說：“文化是包含人類物質精神兩面的業(yè)種業(yè)果（意即反復播種不斷生長的成果）而言�！彼谥袊幕废聦Ａ猩鐣M織篇，包括婚姻、宗法、姓氏、階級等。

1923年，胡適在《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一文中，主張在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制度史等專史研究的基礎上完成中國文化史。也是把文化史看成超越于一般專門史的。

民國時期，受到西方文化學的影響，有一些中日學者分別撰寫了《中國文化史》及相關著作。較早的有顧伯康的《中國文化史》（泰東書局1925年版）、日本高桑駒吉的《中國文化史》（李繼煌譯述，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等。稍后，更是有一批名家致力于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其中如：　

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中山書局1932年版、中正書局1937年版），采用西方傳統(tǒng)歷史分期的劃分，包括上古（“自遠古至兩漢，為吾國民族創(chuàng)造力，由部落而建設國家之時期”）、中古（“自東漢至明末，是為印度文化輸入吾國，與吾國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時期”）、近世（“明末迄今，西洋文化傳入時期”）三編，側重于對人種起源、制度、學術、教育、科技等的論述，而尤其強調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關系問題。該書所謂文化，顯然屬于上述第三層次的文化，即精神與科技活動的總和。其中也包含有一些與文化似乎沒有直接關系的內容，如清代之開拓、內治之腐敗與白蓮發(fā)捻之亂等章，應屬一般政治史的范疇。

柳詒徵（1880—1956），字翼謀，江蘇鎮(zhèn)江人，清末優(yōu)貢，從事中國歷史與古文獻研究，先后任教于江南高等學堂、東南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有《國史要義》《中國版本概說》等。

陳登原的《中國文化史》（世界書局1937年版）的體例，以歷史演變?yōu)榻洠跃唧w領域為緯，分為敘意、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卷，各包括民族、農業(yè)、制度、學術、文學、藝術等部分，實際上幾乎包含了古代文明的主要內容。陳登原剖析了“文化”一詞的含義，認為“文”表示痕跡、表象、明敏，“化”有創(chuàng)化、變化、進化之意，因此，“所謂文化，乃系創(chuàng)造而變通，變通而進步，彰明昭著之美跡焉”。該書重點揭示王朝的治亂興衰與文化整體的分裂融合，突出文化的歷史演化進步。

陳登原（1900—1975），浙江慈溪人。東南大學歷史系畢業(yè)，從事歷史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西北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校圖書館館長。有《國史舊聞》《中國土地制度》等。

呂思勉的《中國文化史》，撰寫于1939年前后的上海孤島時期，其認為：“何謂文化？向來狹義的解釋，只指學術技藝而言，其為不當，自無待論。說得廣的，又把一切人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痹摃w例嚴謹，結構宏闊，包括婚姻、族制、政體、階級、財產、官制、選舉、賦役、兵制、刑法、實業(yè)、貨幣、衣食、住行、教育、語文、學術、宗教18章。顯然，作者所說的文化，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總和意義的文化，使人感覺是某一史籍諸“志”部分的匯編，范圍十分寬廣。

錢穆的《中國文化史導論》著于1943—1944年，部分內容曾在雜志刊出，是作者討論中國文化史兼論中西文化異同的著作，1948年版，后又在臺灣修訂出版，包括中國文化之地理、民族、觀念、學術、政府、經濟、宗教、文藝、中西交流等部分。作者認為，“文明”“文化”二詞應該有所區(qū)別，雖然皆指人類群體生活，但是“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傳播與接受，文化則必由其群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研究文化史，應該“明白文化之復雜性，不要單獨著眼在枝節(jié)上，應放寬胸懷，通視其大體”；還應明白“文化之完整性”“文化之發(fā)展性”。

柳詒徵、陳登原等人的著作，大體反映了那一時期學界對文化史的研究水平，二者皆列入“大學叢書”，成為高等學校教材。1949年以后，文化史基本絕跡于國內大學課程，直至80年代初，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推進和研究禁區(qū)的破除，國內文化討論熱潮重新興起，文化學與文化史，以及文化史各專門領域的研究成果豐碩，冠名“文化史”的教材、著作紛紛出版。與此同時，也有海外學者致力于中國文化史研究。

馮天瑜等所著《中國文化史》在新時期出版，認為“中華文化史，是中華民族在中國創(chuàng)造文化的歷史”，其中“中國文化與外域文化的交互關系，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至于“文化”一詞，“由‘文’與‘化’組合而成，是‘人文化成’‘文治教化’的省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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