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薩（斯）爾”史詩位居中國少數(shù)民族三大史詩之首。它在多個民族地區(qū)流傳，但以藏蒙地區(qū)為主。藏族民眾稱之為“格薩爾”，蒙古族民眾稱之為“格斯爾”，近年經常將這兩個主要傳統(tǒng)合稱為《格薩（斯）爾》。我國的《格薩（斯）爾》的大規(guī)模保護工作迄今已經開展了四旬有余，這期間每年都有多種資料輯錄類和研究類出版物面世。不過，今天看到《格薩爾史詩通識讀本》即將與讀者見面，還是十分開心。這本書的特別之處在于，它凝結了老、中、青三代學者的心血，其中一半的內容都出自青年學者之手，目標讀者也主要是高校的青年學生。這一指導思想是朝向未來的，值得充分肯定。
　　我國黨和政府長期關心和多方面支持“格薩（斯）爾”工作。早在1957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曾就格薩爾工作專門簽發(fā)文件；1959年，毛主席接見著名蒙古族《格斯爾》藝人琶杰；1980年民族文學研究所成立之初，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四川峨眉山聯(lián)合召開了被業(yè)內稱為“峨眉會議”的第一次《格薩爾》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為促進和推動全國《格薩爾》工作，成立了以賈芝同志為組長的協(xié)調全國《格薩爾》工作的領導機構。1984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簽發(fā)七號文件，批轉《中國社會科學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格薩爾）工作的報告》，批準成立“全國《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專門負責組織、指導和協(xié)調全國《格薩（斯）爾》工作。這個“領導小組”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文化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四個部委的領導和《格薩爾》流傳的七個省區(qū)的有關領導共同組成，辦公室設在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與此同時，在西藏自治區(qū)、青海、四川、甘肅、云南、內蒙古自治區(q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七個省區(qū)分別成立了《格薩（斯）爾》工作領導小組和辦事機構。多年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烏蘭夫、習仲勛、阿沛·阿旺晉美、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布赫等同志都曾作過重要指示和批示，有力地推動了“格薩（斯）爾”工作。2014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也數(shù)次提及“三大史詩”《格薩（斯）爾》《瑪納斯》和《江格爾》，稱其為“震撼人心的偉大史詩”，視其為中華民族文化遺產中的經典。2019年在內蒙古赤峰博物館，習近平總書記同《格薩（斯）爾》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代表親切交談，并表示黨中央是支持扶持少數(shù)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這為少數(shù)民族文學文化事業(yè)的未來發(fā)展進一步提供了強大動力。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說中國沒有史詩，一度讓很多中國學者感到很“惱人”。后來隨著少數(shù)民族史詩傳統(tǒng)的發(fā)現(xiàn)，我們可以很驕傲地說，我們是有史詩的；隨著搜集工作的大規(guī)模展開，今天我們還可以更驕傲地說，我們是有豐贍蘊藏的史詩大國。
　　我們知道，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民眾都非常重視他們的史詩傳統(tǒng)。自從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以來，許多國家都把他們的史詩當作代表性的文化遺產，申報進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史詩傳統(tǒng)往往是一個民族文化的豐碑和文學的高峰，是民族自豪感的源泉、創(chuàng)造力的見證和認同感的根源。
　　為什么說史詩很重要呢？在我看來，可以大致從這樣幾個方面來看：首先是它的內容豐富，篇幅宏長，歷史文化的含量是很重的。其次，它的題材重大，往往涉及全民族的命運。再者，史詩主人公往往是一個民族審美理想的生動化身。關于善良、正義、忠誠、勇敢、愛國等品性，都集中生動地體現(xiàn)在史詩主人公的身上。還有，史詩的藝術風格崇高莊嚴，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綜合以上幾點，史詩往往被稱作一個民族文化的百科全書，史詩的語言藝術往往就代表一個民族語言藝術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