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在具體社會歷史條件下生活的人們，總是因為這樣那樣的目的，采取他們所能掌握的手段，來進行或大或小的選擇，當有些時候某些選擇重要到影響事物發(fā)展性質(zhì)的時候，則被人們稱之為決策。無論從規(guī)范性或是從描述性的角度來看，它大概的過程就是：人們?yōu)榱藢崿F(xiàn)某個目的，并在一定的限制條件下，通過一定的方式、方法，來制定一些方案，并從中選出最佳或是最滿意的方案，進而付諸實踐，最終將心中的藍圖變成現(xiàn)實。決策既表現(xiàn)為一個時間性的過程，也表現(xiàn)為一種具有強烈價值傾向的、人的目的性的活動。本書從決策的一般要素、一般過程以及本質(zhì)特征等幾個方面來分析這一特殊的人類行為。并基于對以往決策科學的一般模型分析入手，嘗試分析人們將“信息”置于決策的決定性地位這一觀念有何不妥之處。同時，本書將提出“評價在決策中居于基礎性地位并具有貫穿始終的決定性作用”這一觀點，從而努力將決策從認識論分析的視角引向價值論分析的領域。
從研究意義上來說，對決策行為的考察，嘗試從實踐的立場和價值評價的視角切入，不但是決策科學研究進程中的前沿，也是價值哲學研究在現(xiàn)實應用上的探索。然而，當前關于本領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xiàn)在決策科學領域內(nèi)，很多研究者試圖通過對組織中的人、人的情緒、性格和風格的探索，以及對人從生物學意義上的考察，以找出決策的內(nèi)在機制和邏輯。對此，我們承認這不失為一種探索路徑。但是，若從價值的角度來看，決策，尤其是公共決策是一種理性的過程，在完全理性反對者看來的非理性因素不過是用另一種話語表達著價值的維度，尤其是評價在其中的作用。本書并不糾結(jié)在個體評價的討論上，尤其是涉及腦科學和神經(jīng)生物學層面上的討論，而是著重從組織上、群體上、公共決策上來看待“決策一般”，并提煉出決策的要素、特征和一般過程，從而分析評價機制在每一個環(huán)節(jié)內(nèi)是如何發(fā)揮作用的。總體上來說，人的行為具有社會性，人的判斷與決策是社會和時代特征的倒影。因此，著重分析決策的社會性因素而不是生物性特征是本書的一個特點。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將人的價值觀念的形成、評價的特點與生成機制、評價與價值的相互關系等都納入到社會性即歷史性當中進行考察的。
由于價值與評價在決策中的理論意義是本書首先要解決的基礎性問題，本書就從價值學科的基本問題，包括學科確立過程中對價值的認識、價值的本質(zhì)和概念的討論，以及當前中國馬克思主義價值論的基本立場和觀點等做一個大概的梳理，這將為本書在何種意義和限度內(nèi)使用價值和評價概念劃好界限，防止出現(xiàn)理論和概念使用上不必要的爭議。同樣，既然本書討論的主題是評價在決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就需要對評價的本質(zhì)、標準以及評價的中介作用和實踐意義等做一番探討。本書認為，評價是決策的主觀依據(jù)，但衡量評價正確與否卻是有實際根據(jù)的，這一根據(jù)便來自于評價對象的價值事實。價值事實制約著評價，它是評價的基礎。同樣，價值標準也影響著評價的標準。此部分旨在防止將評價完全理解為一種主觀隨意，要知道評價是“主觀的”卻不是“隨意的”。至此，我們會發(fā)現(xiàn)要解決作為人類實踐活動中最基本的兩大原則“價值原則”和“真理原則”在決策實踐中所產(chǎn)生的張力是一個理論與實踐中的難點，如何理解和認識這對既對立又統(tǒng)一的矛盾關系，是理解“決策本質(zhì)”的基本理論前提。簡單說，當高高在上的真理與價值原則降落到實踐行為中時，是以“認知”和“評價”這兩種活動形式出現(xiàn)，那么如何看待“認知”與“評價”的關系，以及二者在決策中的作用，是研究決策行為的實際問題。
通常情況下，決策研究者們認為，決策的首要憑據(jù)是信息，認為只要有足夠真實和充分的信息便會自然而然地做出正確合理的決策。所以，一直以來，“信息”在決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都被賦予了極高的地位。然而，什么是“信息”，以及人們?nèi)绾卫斫庑畔�，卻是值得深入考察的。本書試圖從對“信息本體論”和單純的“信息認識論”的反思和批判中，提出信息的兩個維度，信息一方面反映了對象的“物理事實”，另一方面在作為決策主體的人的面前則以“價值”的形式出現(xiàn)。至此，“事實”和“價值”便構成了信息的完整形態(tài)和內(nèi)涵�；�于對“信息”本質(zhì)的界定以及在決策實踐中對信息的認識和把握，促使本書提出“決策信息”這一描述性說法，以區(qū)分在普通意義上對“信息”一詞的使用，并指出“決策信息”是對決策中的事實之重新構建。這樣就方便了我們該從何種意義上理解和使用“決策中的信息”以及它在整個決策過程當中是如何與評價機制互為補充成為決策的兩駕馬車之一的。
當然，每個時代的人們，都在其所獨特的決策環(huán)境下進行著決策，那么當前的決策環(huán)境和特殊之處便是以“大數(shù)據(jù)”為指稱的“信息時代”。相對于以往信息貧乏的時代而言，當前的決策背景特點是“信息極為豐富而時間維度并未延長”，這無疑是從另外一個維度增加了人們的決策困難。首先，人們需要從海量的信息中剝離出真實有效的信息。其次，人們更需要具有強大的分析和評價能力。同時，決策事件本身也會隨著瞬息萬變的情境而發(fā)生改變，這就要求決策主體具備在短時間之內(nèi)快速做出決策反應的能力，否則信息的價值會隨著時間的延長而降低。當然在信息時代，困境不止這一個方面，高度發(fā)達的市場經(jīng)濟讓信息成為一種具有極高經(jīng)濟價值的商品。于是人們的信息安全便又成為社會中的法治難題和倫理困境。如何對待這一難題以及合理對待信息在決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成為當前以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內(nèi)各個國家、政府和人民共同面臨的問題。
基于對評價和“決策信息”的論證，本書便進入到對決策本質(zhì)的探索中，而這需要建立在對“決策技術論”和“決策主觀論”反駁的基礎上。通過考察，我們找到了這兩種認識誤區(qū)的理由和邏輯內(nèi)核，我們既反對將決策完全等同于計算，也反對將決策理解為純主觀的個人偏好。因此，無論是在對信息的加權、賦值和評估上還是對方案的選擇上，我們都試圖把決策看作一種公共理性下的合理結(jié)果。為此，本書考察了傳統(tǒng)決策科學視角下的決策種類、最為常見的在決策主體數(shù)量上所表現(xiàn)出的決策機制的差異以及不同決策領域所體現(xiàn)的決策特點，最后從文化制度的民族性上來看中西決策特點和正當性問題，在一系列的比較中，它既把我們帶入了一種更為廣闊的文化視域，也讓我們看到了決策理論發(fā)展的普遍性和前景性問題。接下來，為了抽象出決策的“一般過程”，本書考察了決策的主客體、目標、標準和方法以及影響決策質(zhì)量的因素等決策要素，并發(fā)現(xiàn)了主體性和動態(tài)性是決策的主要特征、理性與不完全理性之爭是對決策本質(zhì)的回應等研究結(jié)論。最后，從主體、時間和邏輯三個維度抽象出了“決策一般”。正是有了“決策一般”，為考察評價在決策環(huán)節(jié)中的每一步作用和運行模式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和可靠的實驗空間，順利論證了評價在確立目標、搜集審查和加權信息、確定方案、方案實施過程中的時機選擇、矯正目標或計劃中的作用以及評價不當所可能造成的一些后果等一系列問題。
最后，本書強調(diào)當前我國決策制度改革和建設的落腳點是解決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問題，而這一制度性探索是為了實現(xiàn)決策價值最大化這一最終目標的階段性目的。也正是通過對“科學化”和“民主化”概念的分析，指出了二者之間的對立統(tǒng)一關系，并認為二者的內(nèi)在張力是從中西決策制度和思維方式的不同體現(xiàn)出來的。決策科學化的內(nèi)在要求是確立嚴格的信息真實性審查機制以及研發(fā)運用先進的決策技術；而決策民主化的價值追求則是為了營造良好的組織氛圍和促進決策倫理的內(nèi)化，它是組織決策活動的潤滑劑，有利于提高組織決策的效率和實現(xiàn)價值最大化目標。當然，合理的決策制度是科學化和民主化的共同目標。那么基于中西兩種文化背景和思維模式的不同，其二者應當探索和形成一種與自己文化基因相符合的、合理的決策制度。文中最后指出，審慎對待多元主體的意見表達是為了統(tǒng)籌兼顧實現(xiàn)多種價值的合理綜合，這既是決策的原則和目標又是價值多元和全球化的時代呼聲�？傊�，從“事實”與“價值”兩個尺度來分析和研究決策，是對這一人類行為的最高抽象和概括，是決策研究的合理方向和路徑。這不但對人類已有的、在各個領域內(nèi)所體現(xiàn)出來的決策實踐行為有一定的指導意義，而且對當下蓬勃發(fā)展的人工智能領域也有一定的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