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稱為“中國大歷史”？——中文版自序
　　macro－h(huán)istory這名詞刻下看來由我創(chuàng)用。如果有前人用過，則恕我查訪未周。其實此間之出處與是非已無關宏旨，因為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chuàng)意。經濟學家以貨幣之流通影響到物質與雇傭之最基本的原則統(tǒng)稱之為“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而以內部較精密之觀察有如涉及物價指數(shù)與商業(yè)周期等詳情稱為“微視經濟學”（micro－economics）由來已久，亦從未有人出面自稱為始作俑者。宏觀與微視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改稱大小，轉用于歷史，顯系模仿而非發(fā)明。
　　至于我自己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倒確經過一段長期間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運之安排。我年輕時從軍十年，解甲退伍之后，負笈于海外，可謂“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了這樣一段顛簸之經驗，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見聞的事跡之真意義，而一旦授有學位，作為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歷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復習與考試之后，不免捫心自問：他們或她們須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后立身處世有何用場？難道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 Fei Tzu（韓非子）同受業(yè)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勵Shih－h(huán)uang－ti（秦始皇）焚書，后又為宦官Chao Kao（趙高）所構殺？Empress Wu（女皇武則天）的一生事跡僅是“穢亂春宮”？對我的學生講，除了用她與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凱瑟琳二世）比較，或與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較，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處？
　　當然我無從將數(shù)千年的歷史內凡一人一時一事提出與今日之西方處處銜接，講到午前之用場與黃昏之用處，提供建筑師與會計師應參考的地方，這樣一來更感到綜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覺得我們應當廣泛地利用歸納法將現(xiàn)有的史料高度地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后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才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國現(xiàn)代史的看法，亦復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墒撬麄兇�表廣大的群眾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眾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后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做歷史之轉折點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財政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費教授對我個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顧，我已在其他書刊里敘及。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處。他重分析，我主張綜合；他堅持以二十年為研究的范圍，我動輒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繹法，我用歸納法。后來《明代十六世紀之財政與稅收》書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國劍橋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財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志三十九種，內中無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標準名詞，有如“里甲”、“均徭”、“驛傳”與“民壯”。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一眼看出當中毫無體系，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可以斥之為官僚制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為腐化。可是經過一段綜合之后，所見又不同了。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面包括著一種中央體制，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qū)分，而系囫圇地套入，所以外表全國一致，實際當中則萬別千差。因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體的改組而能支持二百七十六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產生一種負面作用：此體系不鼓勵各地發(fā)展其特長，而制造一種人為的平衡。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所以歷史學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為一種思維的方法。
　　日后我作《萬歷十五年》時注重官僚系統(tǒng)里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的協(xié)同和諧，不顧及各區(qū)內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地交換，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財政與稅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于《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確是如此。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里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腦內，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向來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線的途徑大步跨踐而去，使我緊隨在后也只好跟著犯規(guī)。
　　我和他討論辯論多次之后，發(fā)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合為主，尤以他和我說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成立民族國家，進行資本主義是一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蹦敲淳陀幸环N歸納重于分析的趨向了。他又和我說起：“即算陰陽五行，大家都認為是假科學。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了。我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么地方�！蔽液屠罟�相處一年，以后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劍橋。我受他啟發(fā)的力量非一言可盡，事后想來，我寫《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采用一種綜合的幅面，不隨著別人去走牛角尖，其設計已肇始于1970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閑步縱論古今時。
　　迄至70年代的后期，我已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jié)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現(xiàn)有布局。中國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脫離《二十四史》。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以北京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七萬六千余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心每日讀五十頁，也要四五年，并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jié)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系�！顿Y治通鑒》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只是將分列在本紀、列傳、志各處的節(jié)目再加以不見于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于支持傳統(tǒng)社會的價值�！顿Y治通鑒》英譯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譯回來即是“用以資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tǒng)道德的立場，而司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漩渦，他的觀念免不了一個歷史“應當如是”演進的偏見，而不及于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系。
　　我已經迭次在各處發(fā)表：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這并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內涵，不如過去農業(yè)社會里人與人之關系為單元，所有道德觀念及其尺度可以亙世紀而不變，放大眼光來說，這也是說司馬光等的道德觀念有等于歐洲文藝復興前之標準，尚未進入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之境界。
　　作此書時我當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鑒》等基本資料，也仍借重過去寫中國通史諸大師如錢穆、鄧之誠、周谷城各先生的見解，更參考西方的次級資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掛一漏萬。我自己了解現(xiàn)代中國的基點仍在晚明。1960年間我曾在教書之余讀過《明實錄》一遍，全書一百三十三冊費時二年半，至今受益。至于本書特出之處則來自《二十四史》內之《食貨志》。二十四史內有食貨志十二篇，雖然內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六篇已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注，構成了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線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適切而又不浮夸“參考書目”。如果要廣泛地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的基本著作也應舍棄不提�？傊�，既為一種大歷史，又因綜合歸納而成，則自作者束發(fā)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文件均有影響，旁及于文理哲學報紙雜志。
　　1980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了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本。當中若干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亙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后不同，“五胡十六國”之種姓也極混亂，即南宋與金之和戰(zhàn)亦是前后反復，我在稿中只介紹此為一種觀念或一種現(xiàn)象，因為我自己曾經整理明末財政，知道很多技術上之變數(shù)在長期歷史上之衍進無決定性之影響，不愿以之煩勞我的讀者。反之則袁紹一家父祖經歷、黃巢行軍路線，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瑣屑之處也代表一種罕有的現(xiàn)象，則又據(jù)實寫出。此中差異乃是本書注重想象，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有了這樣的剪裁，我才能騰出篇幅介紹敦煌龍門石窟的外觀與內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閑敘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傳”。
　　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tǒng)社會不容產生現(xiàn)代型的經濟體制，在綜敘背景時我稱唐宋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雖然這線索擺在很多小故事之后，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剛將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后就接李約瑟博士來函：“哎呀，”他寫著，“一切靠抽稅而轉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豐博士（私人方面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臺接受訪問時推薦此書，提到盛唐之后中國再無有效的稅收制度打開局面�？梢姷盟麄円严扔泻臀蚁嗤�的共識，所以一經說破，引起共鳴。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一位書評者在報刊里寫出：不論我寫的歷史是否涉及古今中外，我總在把中國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數(shù)年之前尼克松講到他見毛澤東時，他恭維毛：“主席，你寫了幾本小冊子，竟使整個中國改觀�！�
　　毛立即抗議：“我怎么能使中國改觀，我不過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這邊那里稍微扭轉一下罷了!”
　　毛澤東猶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國改變？況且歷史從業(yè)員的工作只是報導已經發(fā)生的情事之前因后果，不及于籌劃未來，事實倒是這樣的：我剛將《中國大歷史》整頓組織就緒，時值1981年間，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國領導人正在提倡“摸石頭過河”，關于他們改革的新聞，經常在美國報紙雜志里出現(xiàn)。這種趨勢和征象與我私下想象中國歷史和西洋文化匯合，以商業(yè)組織代替過去農業(yè)組織之體系，逐漸進入以數(shù)目字管理的諸條件符合。這種種條件不由我創(chuàng)意，而源于英國研究17世紀的專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他認為英國在光榮革命后進入這境界。將一個農業(yè)國家蛻變而為一個工商業(yè)國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個隱喻：有等于一只走獸蛻化而為飛禽。以英國的農業(yè)基礎、社會習慣和法規(guī)傳統(tǒng)而能使銀行開設于鄉(xiāng)鎮(zhèn)之間，土地能隨意典買抵當，各地創(chuàng)建付費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動，17世紀之前已是不可思議。只因為日子久了，我們以為英國歷來如此，想象不到要將這樣一個國家當做一個城市國家那樣的處理，以貨幣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奮斗。本書有十頁左右的篇幅介紹西歐國家進入這境界的程序。中國是否已進入這境界，讀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國應稱目下的體制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我主張讓摩登學究去爭辯。
　　話說回頭，80年代最初的幾年，我雖有以上的愚見，還不敢申張，直到大陸上“承包到戶”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社不復成為生產的單位，情勢確是不能逆轉，才將本書結論作較肯定的說法寫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幾十年的籌謀思慮，那也就不能說我和出版者沒有慎重將事了。
　　為什么稱為“中國大歷史”？
　　中國過去一百五十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xiàn)代國家，影響到十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本書作者不是哥倫布，他沒有發(fā)現(xiàn)新大陸�？墒撬�像一個普通船員一樣隨著哥倫布航行四次，親歷牙買加、洪都拉斯諸地，回到西班牙，說及確有一個新大陸的存在，聽的人還說他在胡講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耐煩了。
　　黃仁宇
　　1993年8月18日 紐普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