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拾“神話”的功能與意義

針對那些常見的神話觀念及其意義，呂微質(zhì)疑神話是否就等同于單純文本- 內(nèi)容視角下的“起源故事”？如果一則敘事不再能夠發(fā)揮憲章功能，那么對于該敘事，我們能否還稱之為“神話”呢？他認為，在馬林諾夫斯基之后，任何置神話敘事的信仰功能的“形式本質(zhì)”于不顧的做法，都是神話研究在理論上的倒退。而在中國神話學學術史上，這樣的“倒退”不乏例證。避免“倒退”，如何從神話的意義和功能上重新定位神話研究的意義及價值，也是本文集呈現(xiàn)出來的閃光之處。

第一，神話對中華文明和中華認同的整合功能。

國際學界歷來只承認商代甲骨文記錄以來的中國歷史，即有文字以來的三千多年中國史。同時，國內(nèi)外更是不乏學者僅從現(xiàn)代國族認同立場理解“中國”，拒絕承認或忽視幾千年未曾間斷的中國文化大傳統(tǒng)，否定至少五千年以上的中華文化共同體，忽略基于文明起源特色的中國文化如何在幾千年的承傳中被表述、被承傳。神話——應該是我們整合歷史的最佳載體。

葉舒憲認為，神話性是整個中國文化與歷史的突出特征，諸如構成華夏文明基因的“道”“中國”“天人合一”“內(nèi)圣外王”“河圖洛書”“陰陽五行”“太極八卦”等關鍵詞，皆蘊含著特定的神話編碼， 而這些觀念都能夠在神話思維中找出原型。中國早期歷史具有“神話歷史”的鮮明特點。不僅如此，中國人自古相信炎黃時代以來五千年的歷史，而當今國家的上上下下也堅信五千年文明說。可是自從20 世紀20 年代胡適、顧頡剛等掀起古史辨的滔天巨浪，三皇五帝時代的正統(tǒng)歷史觀念早已被沖毀。安陽出土的甲骨文僅有三千余年歷史，國際權威的《劍橋中國史》系列的“先秦卷”拒不承認四千年前夏代的存在，五千年前的中國要到哪里去找？從時間長度上、空間廣度上，神話于中國文化，都有決定性意義。換句話說，對“神話中國”的研究， 其本質(zhì)是建立對中國早期文明的一種認知新模式。

針對早期文明而言，人類對文明本源的理解，從本質(zhì)上構成了今天的現(xiàn)實生活。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德、英、法等國最優(yōu)秀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哲學家都曾熱衷于對早期文明的想象、研究或重構（比如馬克思、涂爾干、弗雷澤、韋伯等）。這些研究逐漸蔓延到其他學科，形成一種整體布局，深刻影響著今日各個領域。所有的文明都起源于物質(zhì)生產(chǎn)、神話信仰、權力訴求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等多重制約和相互作用。其中，神話觀念、神圣性訴求，以及相應的權力（禮樂）話語建構，對中國文化共同體的起承轉(zhuǎn)合、對具體的歷史敘事和文獻文本起著支配性作用。中國神話學的革新與發(fā)展，其本質(zhì)是對現(xiàn)代人文學術傳統(tǒng)及范式研究進行深刻反思及再造。

第二，神話與當下現(xiàn)實的互動功能。

楊利慧指出， 在許多人看來， 神話學也許是最保守的一門學問——神話是人類“最古老”的文化形式之一，在世界神話學史上， 學者們對神話的研究也大多依賴古文獻記錄或者結合考古學資料來進行，因此，古代典籍神話一直是神話學的核心。然而，一個毋庸置疑的社會事實卻是：新興電子技術的發(fā)展不但沒有促成神話的消亡，反而造成了神話的復興和“神話主義”的廣泛流行，尤其是青年人越來越依賴電子媒介來了解神話傳統(tǒng)。面對這些新涌現(xiàn)的社會現(xiàn)象，神話學顯然應該加強建設，直面身邊生動鮮活的社會事實，促使神話學在“向后看”的同時也能“朝當下看”�！白畋Ｊ亍钡膶W問也可以最時尚�！吧裨捴髁x”研究的功能與意義在于，拓寬了傳統(tǒng)民俗學和神話學的研究領域，促使具有根深蒂固的“向后看”傳統(tǒng)的民俗學和神話學學科實現(xiàn)“朝向當下”的轉(zhuǎn)向。

第三，神話的本體論意義。

戶曉輝從哲學本體論角度指出在學界內(nèi)外都極易被遮蔽的神話本質(zhì)是：神話的真理遠不僅是它能對抗理性與解構現(xiàn)代性，而且還在于它對理性和現(xiàn)代性具有積極的建構作用。盡管現(xiàn)代性并不等同于理性， 但理性卻是現(xiàn)代性的旨歸，神話更重要的本源在于其理性價值和普遍的存在論意義。以往常見范式造成神話研究只知道以非理性反抗理性， 卻罔顧以理性來矯正并約束非理性，甚至完全忽視了神話在形式上普遍具有的理性根源和價值尺度。遺憾的是，就世界神話研究的整體格局而言，多數(shù)學者不僅把神話的理性價值和普遍的存在論意義忘在了腦后，而且僅僅把神話當作反理性和非理性的武器，由此在歐美國家和中國所造成的后果，卻不盡相同。因為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性和理性化尚未完成，真正的理性在中國社會還遠沒有像在歐美國家那樣成為普遍的共識和共同的習慣，更沒有成為社會制度的根基。所以，如果忽視了神話的理性價值和普遍的存在論意義，就不僅遮蔽了人與神話的理性關聯(lián)，而且會僅僅停留在神話的非理性層面，僅僅用神話的非理性去解構理性。這樣的傾向不僅會忽視神話在中國社會可能具有的促進理性和建構理性的重要價值，反而可能對中國社會的理性化和現(xiàn)代化進程造成遮蔽和阻礙。

陳連山在文章中感嘆：薄弱、地位低下的中國神話根本無法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提供足夠的自身合理性證明。一個缺少自身合理性證明的社會與文化是難以為繼的，而這又跟大家公認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具有“超穩(wěn)定結構”或超強延續(xù)性的看法不符合。中國神話在歷史上長期淪為“小說家言”，甚至被冠以“怪力亂神”的惡謚。而古希臘神話在西方文化歷史上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具有崇高的地位。對比之下，中國神話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受此影響，中國神話學研究本身的存在價值也大打折扣。

所幸慮雖百端，理歸于一。處于尷尬境地的中國神話，存在價值被大打折扣的中國神話學，其境遇正在發(fā)生改觀。任何一個人文研究領域在知識界的生成和運用都與不同歷史階段和社會意識形態(tài)、思想觀念等緊密相連�！吧裨挕迸c神話學并非一個本然的、客觀的研究對象，等待著被揭示和展示。相反，“神話”是一個充滿張力空間和闡釋力度的術辭。而能規(guī)范這個術辭的力量，是潛行默運的文化結構和學術機制。在不經(jīng)反省的經(jīng)驗領域，“神話”在可操作的學術領域內(nèi)被不斷專業(yè)化和固定化，大量相關知識成批復制生產(chǎn)。通過這本文集的編撰，我希望說明，盡管不同學者的各自論述具體有異，甚至彼此有爭鳴，但是最重要的在于：有別于先賢們攀附西方諸神系統(tǒng)的建構途徑， 這批研究者從中國的神話現(xiàn)象和歷史語境出發(fā)，挖掘出從圣物到天/ 帝， 從感生到帝系，從圣人到帝王，以古史為核心的中國神話話語系統(tǒng)如何為不同社會時期、文化制度提供了神圣性終極證明，同時也為華夏不同的政治模式提供了通往國家權力頂峰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正是通過圣物象征、神圣古史和圣人先王的道德典范，以春秋大義、《史記》為代表的歷史精神，才能為現(xiàn)實的政治/ 倫理秩序提供一套超越性的價值與批判源泉。不同的權力話語也可利用這套中國式神話話語，在背叛道德典范的情況下仍達成神圣性訴求，完成其世俗權力的建構。中國神話于中國歷史是一種價值規(guī)范，也是一種文化基因。在魑魅魍魎顛倒乾坤之時，它可能給這個民族帶來滅頂之災；在金戈鐵馬、家國危亡之際，它也能給這個民族帶來希望與能量。這些，正是本書命名為“神話中國”的原因所在。

在文集出版之際，我要誠摯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領導們?yōu)楣ぷ鞣坏恼匍_、文集的出版提供的最大程度的支持。感謝民間文學與比較文學重點學科負責人給予的經(jīng)費支持及各種幫助。感謝比較文學研究室的全體同人和研究生們，以及參加工作坊討論的所有師友對這項工作的大力協(xié)助。期待在未來的研究中，繼續(xù)有各位的相伴和扶持！

譚 佳

2019 年2 月20 日

于北京慈云寺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