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初，中國學人曾提出中國史是層累地造成的說法，但他們當時似乎沒有想過，西方史何嘗不是層累地造成的？究其原因，當時的中國人之所以提出這一“層累說”，其實是認為中國史多是迷信、神話、錯誤，同時又道聽途說以為西方史體現了科學、理性、真理。用顧頡剛的話說，由于胡適博士“帶了西洋的史學方法回來”，使他們那一代學人頓悟中國的古書多是“偽書”，而中國的古史也就是用“偽書”偽造出來的“偽史”。當時的人好像從來沒有想過，這胡博士等帶回來的所謂西洋史學是否同樣可能是由“西洋偽書”偽造成的“西洋偽史”？
　　不太夸張地說，近百年來中國人之閱讀西方，有一種病態(tài)心理，因為這種閱讀方式首先把中國當成病灶，而把西方則當成了藥鋪，閱讀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羅專治中國病的藥方藥丸，“留學”號稱是要到西方去尋找真理來批判中國的錯誤。以這種病夫心態(tài)和病夫頭腦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國的病態(tài)知識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國的種種病態(tài)言論和病態(tài)學術，其特點是一方面不斷把西方學術淺薄化、工具化、萬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則又不斷把中國文明簡單化、歪曲化、妖魔化。這種病態(tài)閱讀西方的習性，方是現代中國種種問題的真正病灶之一。
　　新世紀的新一代中國學人需要擺脫這種病態(tài)心理，開始重新閱讀西方。所謂“重新”，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羅什么新的偏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態(tài)，首先確立自我，以一個健康人的心態(tài)和健康人的頭腦去閱讀西方。健康閱讀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脈絡去閱讀西方。健康閱讀者知道，西方如有什么藥方秘訣，首先醫(yī)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例如柏拉圖哲學要治的是古希臘民主的病，奧古斯丁神學要治的是古羅馬公民的病，而馬基雅維里史學要治的是基督教的病，羅爾斯的正義論要治的是英關功利主義的病，尼采、海德格爾要治的是歐洲形而上學的病，唯有按照這種西方本身的脈絡去閱讀西方，方能真正了解西方思想學術所為何事。簡言之，健康閱讀西方之道不同于以往的病態(tài)閱讀西方者，在于這種閱讀關注的首先是西方本身的問題及其展開，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國問題的現成答案。
　　健康閱讀西方的人因此將根本拒絕泛泛的中西文明比較。健康閱讀西方的人更感興趣的首先是比較西方文明內部的種種差異矛盾沖突，例如西方文明兩大源頭（希臘與希伯來）的沖突，西方古典思想與西方現代思想的沖突.英國體制與美國體制的差異，美國內部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消長，等等。健康閱讀者認為，不先梳理西方文明內部的這些差異矛盾沖突，那么，無論是構架二元對立的中西文明比較，還是鼓吹什么“東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中西文化調和，都只能是不知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