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紀錄片？我又為什么要拍紀錄片？

讀者可能會想，好歹你也算是職業(yè)的紀錄片導演了，這些疑問應該早就解決了吧。

但實際上，這種看似最基本的事情，反而往往是最難以捉摸的。比如，諸位讀者中有誰是把“什么是人類？”“我為什么要活著？”這種問題搞得很清楚了再活著的嗎？應該沒有吧。至少我還沒弄明白，但仍然作為一個人類每天活著。

我從1997年開始就以制作紀錄片為生。算上給電視臺拍的紀錄片，迄今為止大概也創(chuàng)作了50余部紀錄片了。但對于“什么是紀錄片？”“我為什么拍紀錄片？”這些問題，我至今仍然不知道答案。我總是想象著可能直到人生的最后階段，我都還會一邊喃喃自語“哎，還是沒弄明白”，一邊步履蹣跚地開著攝影機拍攝，最后從這個世界上消失得干干凈凈。

但是我不覺得因為想不通這些問題，就要放棄對紀錄片的探求。因為即使不知道它的真實模樣，也還是有“除了叫作紀錄片以外，沒有別的叫法的一些東西”確確實實存在著。不管是看到別人拍的好作品，還是在自己創(chuàng)作時，我屢屢會有一種“心醉神迷的體驗”，即只能稱為“紀錄片式的快樂”。

因此我才會對紀錄片入迷，甚至有時把生命都投入到創(chuàng)作里面去。各位讀者一定也有過被紀錄片散發(fā)出的異樣魅力所吸引的體驗，所以現(xiàn)在才會拿起這本書的吧。

實際上，紀錄片對于它的創(chuàng)作者來說，也真的是有一種說不出所以然的魔力。一種云里霧里、不能預知下一步的感覺，或者一種無意中被牽引著去各種地方的壓倒性的無力感，這就是紀錄片的核心魅力吧，雖然聽起來可能很不可思議。

我的最新作品是《和平》（75分鐘，2010），但當初完全沒有創(chuàng)作這部電影的計劃。2009年8月，一個韓國的電影節(jié)委托我拍攝一部表達“和平與共存”這一主題的短片。最初接受委托之時我一點干勁都沒有，所以將其擱置了好長一段時間。

可是那年9月，我妻子的外婆突然病危。我和妻子決定把外婆在世的最后那些日子拍成電影，于是從紐約回日本，（夸張地說）那時候命運的齒輪就突然轉動起來了。但當時在親戚們的反對之下，我又不得不放棄那個計劃，那時的我就如同筋疲力盡的矢吹丈一樣失意至極，然而當我心不在焉地看著岳父給野貓喂食時，突然就找到了拍攝《和平》的靈感。

本來是計劃按照電影節(jié)的委托，拍一部“關于貓社會的和平與共存的15分鐘短片”，但在拍攝過程中，隨著攝影機取景范圍的逐漸展開，一回過神來已經(jīng)形成了75分鐘的長片。而且，電影完成后我還被世界各國的電影節(jié)邀請，帶著這部電影四處巡禮。在一些電影節(jié)上得了觀眾獎和最佳紀錄片獎等獎項，也敲定了在日本全國的影院上映，甚至還寫成了這本書。現(xiàn)在這種情況，當初是想都沒想過的。

最開始也就是隨便做做的心態(tài)，甚至在完成的那一瞬間都在想“這部電影真的有趣嗎？”——就像這樣，并沒有太大的成就感。但現(xiàn)在這部電影卻成了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品。而且，在這些過程中那么多讓我難以承受的曲曲折折，竟會讓我感到一種被虐的快感，真不知該如何是好。

回過頭想想，我最初的紀錄片電影，即描寫自民黨選舉活動幕后的《選舉》（120分鐘，2007）的開端，也是源于一個偶然。

2005年秋天，我為了拍攝關于精神診療所“岡山合唱團”的紀錄片《精神》（135分鐘，2008），開始在紐約的家里收拾行李，準備出發(fā)去日本。那時突然接到一封來自東京大學讀書時代的同學桑田的郵件，說我們的另一個同學“山君”，也就是山內和彥，成了川崎市議會候補選舉的候選人，于是我臨時決定在回國拍攝“岡山合唱團”的同時，也去拍攝山內的選舉戰(zhàn)。

這位桑田君也是在假日里帶著孩子去平時不怎么去的川崎游玩時，偶然看到街上貼著山內參加選舉的海報，才給我發(fā)的信息。所以說命運真的很驚人，如果那天他有事去了公司，或者帶著孩子去了迪士尼或者別的地方，那我就無從知曉山內成為候選人的事，《選舉》也就不會誕生了。

2007年，《選舉》被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正式邀請，我作為電影導演的生涯就是從那里開始的。也就是說如果那天桑田沒有去川崎的話，我現(xiàn)在很有可能過著不是電影導演的生活。紀錄片就是這樣一種東西，在它成形的過程中偶然發(fā)生一連串事情，其中只要少了一樣的話，整個就煙消云散了，可以說是一種脆弱的藝術。

一說起電影，一般大家都會覺得是花幾年時間準備，經(jīng)過讓人暈厥的資金籌集，在周到的計劃之下完成的。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不只故事片，紀錄片也大多是計劃性地、基于詳細的腳本和周密的工作會議制作的。作為“大型事業(yè)”的運營方式，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拍電影需要大量資金，而且大部分都需要很多人參與進來。

但我卻對這種計劃性的制作感到不適應，尤其是在紀錄片的問題上。我慢慢感到越是做周密的計劃以避免失敗，往往越會失敗。作品興許也會變得十分無趣，因為紀錄片的魅力就在于其存在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上。與此同時，只有當作者的預想與意圖被現(xiàn)實碾壓得粉碎、從心底遭到違逆、既存的世界融解之時，紀錄片才會開始閃耀光芒。

我在拍攝前不做任何關于題材的調查，不寫腳本，盡量避免和被拍攝的對象洽談商議，基本上只是一邊觀察眼前的事實，一邊獨自漫無目的地拍攝。我把用這種方式拍出來的電影稱作“觀察電影”，它脫離了安全的、約定俗成的紀錄片創(chuàng)作法，試圖回歸到紀錄片的原點，即無法預見未來的“冒險”。

至今為止的三部作品里面，《和平》尤其沒有計劃性，甚至我自己都沒有什么正在拍片的感覺，大膽地說就是“感覺似乎在拍著什么”的電影。就此來看，這部電影是一部將創(chuàng)作者的自我存在抑制到最低限度，最真實地表現(xiàn)出觀察電影理念的作品。

反過來說，現(xiàn)在回味制作過程，會得到一些重要的啟發(fā)，我很期待能夠回答“什么是紀錄片？”“我為什么拍紀錄片？”這些本不能回答的問題。

當然，就像拍紀錄片時不可預知未來一樣，我現(xiàn)在也不知道能否成功。即使如此我仍然選擇前行，這對我和讀者來說，或許都是一種冒險吧。但我還是會義無反顧地冒險，因為這“看上去很有意思”。這也就是每當我拍攝紀錄片時直接而真實的感受。

只愿能同讀者們一起懷揣這種“無根據(jù)的期待感”，走上沒有終點的旅程，那便是無上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