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赫米奧尼??李
以賽亞??伯林是一位政治哲學家、觀念史學家，同時還是一位自成一體的傳記作家，以其特有的方式講述著五彩繽紛的人生故事。他相信天才，也相信個人具有改變和影響歷史的力量。他想?yún)⑼缸吭饺宋锏乃�作所為、所思所想是如何影響世界的，并將其描述出來。個人魅力與聰明才智的能量令他著迷。他好奇心特別強，非常愛交際，觀察力十分敏銳。對于個人的逸聞趣事，他津津樂道，越奇特越好。他最喜歡引用康德的一句名言：“人性這根曲木，絕然造不出直物�！倍�他畢生所關心的問題之一便是搞清楚歷史運動是如何從“人們頭腦里的觀念”中誕生出來的。
已有很多人注意到了，他很喜歡結交賢達名流。他的朋友，哲學家艾倫??蒙蒂菲奧里曾這樣形容過他：“他喜歡有特點的人，不見得是非同凡響的人……而是在某方面突出的人。他對怪癖行為饒有興趣�！睘樗�作傳的葉禮庭[2]曾寫道：“他陶醉于世俗的東西［……］。總是對有名氣、有個性和非同凡響的人物著迷�！痹谒�的書信與廣為報道的傳奇般的神聊中，這種癡迷可能只給人以八卦的印象—盡管八卦也是一門藝術，對于這門藝術，他練得可謂是爐火純青，得心應手。而在這些公開發(fā)表的篇目中（有些是為了紀念活動和喪禮而作，有些是事后很久的回憶之作），有一種更嚴肅、更公共、更持久的意義。從本質上說，這本書是在彈奏一曲以美德為主題的變奏曲。
偉人何以成為偉人？這是他探問的一個問題。（幾乎總是男人才能成為偉人，盡管弗吉尼亞??伍爾夫、莉迪亞??凱恩斯、薩洛梅??哈爾珀恩和安娜??阿赫瑪托娃構成了饒有趣味的例外。）如果說這些篇目有時候給人以重復之感，那是因為—雖然涉及的人物眾多，且表現(xiàn)出了非同一般的同情，它們始終都沒有離開這個問題：作為一名領袖、政治家、思想家或教師，一個人的個人力量和性格品質是如何表現(xiàn)并產生影響的？
伯林描繪其對象的辦法是用形容詞的涂抹來呈現(xiàn)其性格特征。諾埃爾??安南在其1980年為《個人印象》第一版所作的那篇文采斐然的《序》（本版改為《后記》）中，稱之為點彩畫法，將伯林的散文風格比作法國點彩派畫家修拉的油畫。這一手法亦可稱為厚涂顏料法，濃墨重彩。在這些豐富的形容性辭藻中，有三個關鍵詞一直在不停地出現(xiàn)：“快樂”（gaiety）、“魅力”（charm）和“無畏”（fearlessness）。“自然”（spontaneity）、“熱情”（warmth）、“活力”（vitality）、“善良”（kindness）、“可愛”（sweetness）、“坦率”（candour）也很重要。這些都是對他很有吸引力并且令他興奮的品質。他常常能從各種人物中發(fā)現(xiàn)這樣的品質，而別人可能覺得這些人物毫無魅力和可愛可言，這正是本書的有趣之處。
伯林把這些文章比作18世紀的祭文，“追念已故名人的致辭”。是頌揚之詞，也是愛戴之情的表達：“我徹底為他的魅力所傾倒了，而且整個余生都是如此�！保ā兑猎�克??薩德赫》）“我了解他，愛戴他，敬佩他，也哀悼他的去世，以及隨他而逝的那個幻想世界。”（《奧伯倫??赫伯特》）“我發(fā)現(xiàn)他很有魅力，跟他在一起很愉快，其實用迷人來形容他都毫不夸張，而且他無疑是我這輩子所見過的最聰明的人�！保ā睹芳{德??凱恩斯與夫人莉迪亞》）他很少說自己所寫之人的壞話，雖然他也喜歡讓你看到他們中的有些人是多么讓人難以忍受，同時又交代清楚自己欣賞他們的原因。歷史學家劉易斯 ?? 納米爾是“一個天才”，也是“一個無聊得要命的家伙”。休伯特??亨德森從來不肯放棄自己的論點。J. L. 奧斯汀是一個冷酷得可怕的老師。莫里斯 ?? 鮑拉“渴望得到賞識”。埃德蒙??威爾遜可能會粗魯?shù)皿@人而且“容易陷入瘋狂的幻想、荒唐的揣測、無端的愛恨”。這些人他全都喜歡，他能看出這些難以相處之人內心里好的和了不起的東西。
就這一點而言，這些隨筆與他的書信是迥然有別的，他的書信常閃爍著尖刻的光芒。在這本書中，找不到半句他在書信中評價其牛津同事那樣的話，如他說A. L. 勞斯“一天天變得越來越令人不堪忍受和可怕”，新學院的史密斯院長“從根本上說很輕浮，而且不在乎他人的感受”，A. J. P. 泰勒是“一個一文不值的人……道德和情感上（有殘疾的人）”，貝利奧爾學院像克里斯托弗 ?? 希爾那樣的左翼歷史學家是“虔誠的無神論者，冷峻、忸怩、充滿了自卑感，而且?guī)缀鯇σ磺凶园l(fā)性和活力都深惡痛絕”。
在本書中，仇敵的姓名都未加披露，而只有靠推斷才能知曉。他只是間接提到了自己崇拜的英雄所不得不對付的人，這些敵對勢力包括共產主義領袖（“一群群政治蝗蟲”）；暴力的獨裁者和極端的革命者；受“抽象原理和籠統(tǒng)理論”所驅使的思想理論家；狂熱分子、暴君、反猶分子、偽君子和迂夫子、自命不凡者、妄自尊大者、自欺欺人者以及缺乏幽默感者。伯林深諳妥協(xié)與自欺欺人在公眾領域會起到什么樣的作用，也明白對于大多數(shù)政客而言，“個人動機，往低里說，是與政治上權宜之計的概念密不可分的，往高里說，是與一種純粹且無私的公眾理想密不可分的”。他知道聰明的學者會“對地位很敏感，生怕自己得不到充分認可”。但他崇拜的人另當別論。
他筆下的人物可分為四大類型：學者、領導人、作家和冒險家。第一類主要是牛津的教師。伯林的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扎根在牛津的世界里。他曾三任全靈學院院員，第一次是從1932年到1938年，第二次是從1950年到1967年，最后一次是從1975年到他去世。他本科就讀于牛津大學基督圣體學院，1932年到1950年任教于牛津大學新學院，1966年創(chuàng)辦沃爾夫森學院，任該院院長9年。本書中談到了牛津學術生活的許多內容—其習慣、其布局與夙怨、其名人。這從歷史的角度看會非常有趣：他對全靈學院的描述有時候讓人感到就像是在描繪一種中世紀的鄉(xiāng)村生活，村民們除了談論哲學和約會安排之外，什么也不做。但也會給人以神秘和小圈子之感。寫他20世紀20年代在基督圣體學院讀本科的那一篇，是編輯過的一份院史采訪錄音稿，把讀者假定為熟悉諸如“古典學學位初試”（classical Mods）、“命題作文”（set essay）、“特別自費生”（Gentlemen Commoners）和“拿優(yōu)”（getting a Blue）等術語的牛津人，這樣的讀者自然會對為什么“基督圣體學院的學生在‘偉大人物’課上拿不到優(yōu)是出了名的”會意地點頭，覺得文中對“賽艇追撞比賽祝捷晚會”上醉后失態(tài)行為的描述令人捧腹，也會明白得到“一串不配得到的‘良’”是什么意思。
不過伯林筆下的牛津既是一個小村莊，也是一片大世界。很多偉大的思想家都曾在此留下足跡，而且牛津也是一個不錯的性格檢測場。政治舞臺上的口是心非、勢不兩立，在這里也屢見不鮮。就道德節(jié)操而言，一個人在公共休息室的行為與判斷，同在內閣或陸軍部的一樣重要。譬如，1933年，他的牛津同事是喜歡還是討厭來自美國的客座法學教授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在伯林看來可以作為“一個簡單卻不失有效的標準，用來衡量一個人是喜歡還是厭惡生命力”。[2]伯林筆下的絕大多數(shù)同事都是一些除了教書、思考、寫作和講話外什么也不做的人，但他讓我們領略到了他們的重要性乃至英雄品質。他會用頌揚一位世界領袖的贊美之詞來稱贊一位牛津的哲學家。
無論在什么情況下，他心目中的英雄都是反對專制，信仰個人自由之士。他深受為人張揚的伊扎克??薩德赫或堂吉訶德式的冒險家奧伯倫??赫伯特那樣的特立獨行者所吸引。他崇拜那些信奉猶太復國主義的以色列開國元勛，說到他們時他總是滿含景仰之情，而把他自己對這個國家及其未來越來越喜憂參半的矛盾心情埋在了心底。他尤其認為哈伊姆??魏茨曼是個天才，因而寫到他的時候，更是文采斐然，飽含深情。他對“有著極為敏銳的觸角”的政治家和憑借“專注的意志力、直率和力量”進行統(tǒng)治的政治家都同樣著迷。富蘭克林??D.羅斯福是他眼里第一類政治家的耀眼典范，丘吉爾則是第二類的楷模。他關于這些政治家的篇目都是頌揚之詞。丘吉爾是伯林崇拜的英雄，令當時很多讀者失望不已的是，他選擇了沒有去批評丘吉爾。對伯林來說，丘吉爾最大的魅力在于其雄辯的表演，“像歷史舞臺上的一個偉大演員—恐怕也是最后一個這樣的演員”，具有一種以令人信服的口才闡述自己強大歷史觀的神奇本領。
伯林喜歡扣人心弦的表演，他本人就是一位引人入勝的演員，不論是作為講演者還是作為交談者或作家。在這些隨筆中，他自己很少現(xiàn)身，主要是把別人擺在了主要位置。但他的人生表現(xiàn)卻可以透過他人的人生讀出來，而本書的一個有趣之處，即在于可以把它當作一部碎片式的傳記來讀。寫到他自己時，他往往惜墨如金，語帶詼諧，這一點可以從他說自己讀本科時很懶散（“而且整個后半輩子都沒改掉這一臭毛病”），或是說他“遠非一個不愛說話的悶葫蘆”這些文字中看出來。他最親近的朋友中有一些是跟他意見相左的人，對于這一有意思的事實，他未予置評。有時候，仿佛在交談中一樣，你可以聽到他聊起天來會是個什么樣子，比如，在聊到波托菲諾時，他說“利古里亞海岸這一地區(qū)的居民不喜歡言過其實的理想主義”。
但書中也有很多地方，他以極其認真的態(tài)度顯示了他本人�？赡苤皇巧訋б还P，正如他在簡要描述自己親歷1917年彼得格勒爆發(fā)的俄羅斯革命那樣，那場革命令他“對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染上了永久的恐懼癥”。[1]伯林1909年出生于里加的一個俄羅斯猶太家庭，而他在《伊扎克??薩德赫》那篇隨筆中談到里加的猶太人，或在寫魏茨曼的那篇中談到19世紀晚期的俄羅斯猶太群體時，都寫到了他的家族和祖先，不過沒有提及他自己。在這里及一些自傳性文字中，他的根、他的學術史、他所受的教育、他對自己猶太身份的意識、他的親英傾向及道德和審美偏好都昭然若揭。
這一點在《1945年和1965年與俄羅斯作家的會面》這篇感人肺腑、文辭優(yōu)美的隨筆中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尤其體現(xiàn)在他列寧格勒與安娜 ?? 阿赫瑪托娃那場如今看來頗具傳奇色彩的邂逅中。這就尖銳地提出了書名中“印象”一詞所固有的一些問題。這些隨筆中有若干篇都是書中所述之經(jīng)歷與事情過了二三十年之后才寫就的，因而顯現(xiàn)了作者對久遠往事的非凡記憶力。他會說起埃德蒙??威爾遜1954年的一次造訪，在1987年的一篇隨筆中細節(jié)精準地進行了描述，稱“我記得他的原話”。[3]也會追述他與劉易斯??納米爾在20世紀30年代的友情，并在1966年寫道：“這篇記敘……不是根據(jù)調查研究，而是純粹憑回憶寫成的�！逼渲袝r間跨度最長的篇目之一，是1945年與阿赫瑪托娃的會晤，1980年才將這次會晤付諸筆端。然而，該篇也是本書中史實最為生動，也強烈令人信服的篇目之一。
筆者將在此多談一點，因為在我看來，該篇集中體現(xiàn)了《個人印象》的優(yōu)點與特點。
關于這次邂逅，我們了解的比文中透露的要多一點，這里也需要一些歷史背景方面的知識。伯林的一生并非完全在牛津度過的。1940年，他在美國，受命于英國新聞部，作為企圖勸說美國參戰(zhàn)的一個舉措，其使命是向英國匯報美國的政治輿論。1942年，他被調到了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工作的性質沒變，但內容擴展了，負責代表英國駐美大使起草每周一次的報告；而1945年，他則由華盛頓改派到莫斯科，其正式身份是“英國大使館臨時一等秘書”，任務是寫一篇關于戰(zhàn)后美蘇英三國關系的急稿。這之后，才回到牛津，重新過起了學術生活。他1945年這一趟俄羅斯之行是他自童年時代離開后首次重返故土。時年，他已三十有六了。他同政治家、作家、作曲家、批評家和官僚都有過交談。他熟識了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這次與天才的相遇令他既興奮又激動。
1945年11月，他與英國文化協(xié)會的一名工作人員布倫達??特里普乘火車去了列寧格勒，也就是他童年時代的彼得格勒。當時距離恐怖的千日大圍困尚不遙遠，城市里除了歷歷在目令他想起自己童年的東西之外，破壞、洗劫、饑餓和貧困的痕跡也隨處可見。伯林想知道革命之后曾短暫地大放異彩，爾后又遭到斯大林無情鎮(zhèn)壓與清洗的那些天才群英都怎么樣了。幾乎是一到列寧格勒，他和特里普小姐便來到涅夫斯基大街上的作家書店。經(jīng)營這家書店的是根納季?? 拉赫林，他把書店變成了作家們聚會的場所（后來得知，此人真實身份是警方的一個密探）。[1]在書店里，伯林同一個叫弗拉基米爾??奧爾洛夫的批評家兼史學家交談了一番，向他打聽了列寧格勒作家們的遭際。阿赫瑪托娃還健在嗎？“在，當然還健在啦，”奧爾洛夫回答說，“她住在離這兒不遠的噴泉宮。你想不想見見她？”“感覺就像突然受到邀請去見克里斯蒂娜?? 羅塞蒂小姐一般，我簡直說不出話來了。我結結巴巴地說我的確想見她�！�
安娜??阿赫瑪托娃生于1886年，當時已經(jīng)五十九歲了，是最受歡迎、也遭受過最多審查的俄羅斯詩人。她是革命前稱作阿克梅派的文學圈子的成員之一，也是在20世紀初的戰(zhàn)爭和革命時期步入成年的四大作家之一（另外三位是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瑪琳娜??茨維塔耶娃和帕斯捷爾納克）。她的朋友曼德爾施塔姆已死于斯大林的恐怖統(tǒng)治時期。茨維塔耶娃已經(jīng)自殺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詩人尼古拉??古米廖夫，1921年遵照列寧下達的命令被處決。她的第二任丈夫（前夫），藝術史家尼古拉??普寧將于1953年死于獄中。她的兒子，歷史學家列夫 ?? 古米廖夫自1938年起就蹲了大牢，剛剛獲釋。她的作品遭禁了幾十年，本人已有三十四年沒有去過歐洲了。她住在噴泉宮她前夫隔壁的一個房間里，境況凄涼，缺衣少食。噴泉宮位于豐坦卡運河邊上，是一座破敗失修的18世紀大宮殿，炮彈留下了百孔千瘡。房間的墻上除了莫迪利亞尼[1]1911年在巴黎為她畫的一幅肖像畫外，什么也沒有。沒多少家具，沒多少隱私，也沒多少吃的。她正在這里創(chuàng)作她的長詩《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
文章講述了兩人見面的故事，不過故事的全貌及其來龍去脈還得從其他資料中拼綴出來。雙方通過電話了，當天下午，伯林在奧爾洛夫的陪同下來到了樓上那空無一物的房間，接待他的是一位婦人，（和別人一樣）他形容這位婦人看上去像一出“悲劇中的女王”。而她將看到的是一個深色皮膚，矮矮胖胖，穿著一身深色西裝，戴著一副眼鏡的人，一張極其富于表情而又聰明伶俐的面孔，配有一副渾厚獨特、語速極快、近乎口齒不清的嗓音。有一名“做學問的女士”跟她在一起。他們開始交談，然后伯林聽到有人在樓下院子里大呼他的名字。一開始，他還以為是幻覺，隨后他去朝外看了看，難以置信地看到了倫道夫??丘吉爾（溫斯頓 ?? 丘吉爾之子）的身影，其舉止看上去就像一個“醉醺醺的大學生”。倫道夫給這次會見帶來了一段雖說有點不祥，卻頗具喜劇效果的小插曲。他因為一家報社的采訪任務剛剛來到列寧格勒，又碰巧和伯林住在了同一家賓館。他不會俄語，需要有人幫他當翻譯，才能找人替他把剛買的魚子醬放到冰箱里凍起來。他遇到了布倫達??特里普，她告訴了他上哪里去找伯林�？紤]到倫道夫無疑遭到了秘密警察的跟蹤，伯林下了樓，匆匆地把他支走。然后，伯林回到書店，給阿赫瑪托娃打電話道歉的同時，順帶問了一句自己可否過后再次登門拜訪。得到的回答是可以，對阿赫瑪托娃而言，這或許是不明智的。
當晚9點，他回到阿赫瑪托娃那里后，得知仍和她在一起的同伴是一名亞述學專家，后者纏著伯林問了一大堆關于英國大學的無聊問題，待到了快半夜時才離開。經(jīng)歷了這么多開頭的不順之后，與阿赫瑪托娃的交談半夜才真正開始。中間，大約在凌晨3點時，還又被她住在樓下大廳里的兒子列夫??古米廖夫打斷過一次，他主動提出來給他們做一盤煮土豆—這是他們僅有的東西。
除此之外，伯林與阿赫瑪托娃兩人長談了一通宵。這次非同尋常的交談涵蓋了雙方都很感興趣的眾多話題。兩人先是談到了雙方共同的朋友，其中有一些她已經(jīng)多年未見了。她跟他講了自己戰(zhàn)前在巴黎的那段時光及與莫迪利亞尼的友誼，還講了她的童年，她的第一任丈夫及其悲慘的命運。她以一種難懂的口音給他背誦了拜倫的《唐璜》，這既令他感動，又令他尷尬。她說到自己的一些詩作，一下子熱淚盈眶了，繼而又接著朗誦尚未完成的《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即使是在當時，”他寫道，“我也意識到自己是在聆聽一首天才之作。”
這首詩是對她作為詩人的一生和“對圣彼得堡這座成為她生命一部分的城市的過去”（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雖然他并沒有這么說）的一次回眸。她描述了斯大林恐怖統(tǒng)治的歲月、“親人們的命運”和“對于數(shù)以百萬計的無辜者的折磨和屠殺”，談到了曼德爾施塔姆和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后來，吃完了煮土豆之后，他們又開始談到別的作家。伯林對阿赫瑪托娃觀點的講述就像是隨身帶著臺錄音機先錄了下來，然后再把她的話譯成一種稍稍有點拘泥且不地道的英語，從俄語譯過來的譯文可能都是這樣。
交談越來越涉及個人問題。她問了他一些有關他私生活方面的問題，他后來稱，他給她講了自己當時所戀的人（帕特里西婭??德??本登），談到了自己的童年和家人。她大聊了一通音樂，特別是貝多芬。她描述了自己的“孤獨與孤立”，說她的“支撐”來自“文學和過去留下的種種意象”以及翻譯工作。他將她對詩歌和藝術的思想立場總結為“一種鄉(xiāng)愁的形式，思念一種普世文化，正如歌德和施萊格爾所設想的那樣”。他說，她的言談“沒有流露出絲毫的自憐，而是像一個放逐中的公主”。由于夜越來越深，伯林抽起了他的小型瑞士雪茄，搞得滿屋子里煙霧繚繞。他有點內急，卻又不想下樓去上廁所，以免打斷她的談話。他們能真切地聽見窗外凍雨落在豐坦卡河上的聲音。對他而言，正如葉禮庭所描述的那樣，這是通過了一次嚴格的面試：“跟他談話的是他母語中健在的最偉大的詩人，而她跟他說話的語氣，仿佛他早已屬于她圈子里的一員，仿佛她認識的每一個人他都認識，她讀過的每一本書他都讀過，她說的每句話和她的言下之意他都明白似的�！睂λ�而言，她是在會見“兩種俄羅斯文化（一種是處于境外流亡狀態(tài)，另一種處于境內流亡狀態(tài)）之間的一名信使—這兩種俄羅斯文化已經(jīng)被革命生生地分裂了”。伯林大約是在上午11點離開噴泉宮，回到自己賓館房間的，布倫達 ?? 特里普在日記中寫道，伯林回去后便撲倒在床上，嘴里連說了兩遍：“我戀愛了，我戀愛了�！睅缀跖c此同時，阿赫瑪托娃將他作為“來自未來的客人”、來自歐洲的歸來者、來自另一個更有希望的世界的信使，寫進了《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里。她還開始在一組題為《詩五首》的抒情組詩里把伯林的這次拜訪寫成一次理想化的邂逅。伯林1946年1月離開俄羅斯之前，曾再次登門做了一次為時短一些的拜訪，而她則將這些詩中的一首送給了他。
此次會晤激起了持久而復雜的反響。伯林同時寫了兩份報告，一份個人的和一份正式的，都摘自他在俄國的經(jīng)歷，但他對阿赫瑪托娃的拜訪只是順帶提到了一次，而且沒有指名道姓。在《斯大林治下的俄羅斯文藝》和《列寧格勒之行》兩文中，他評論了1928年之前迅速萌發(fā)的“蘇聯(lián)思想中的巨大發(fā)酵”所遭到的悲慘剿滅，政治迫害，日益增強的政府監(jiān)控，1937年和1938年的大清洗，作家們駭人聽聞的生活環(huán)境，他們對歐洲圖書、新聞與認可的渴望，以及對他們內部抗議的壓制。他懷著一線淡淡的希望指出，即使在這樣的條件下，“這個最具想
象力、最不狹隘的民族那令人驚訝地保持不減的道德與精神胃口”也許仍然會安然度過，并有望在未來取得巨大的成就。
私下里，他沒完沒了地跟人講述與阿赫瑪托娃的邂逅，有時還是跟不合宜的人講。他稱之為“我有生以來碰到過的最令人興奮不已的事情，我想”，是“我一生中經(jīng)歷過的最感人的事情之一”。他說這次邂逅“對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并永遠改變了我的世界觀”。他對自由主義的熱愛、對個人作為歷史發(fā)展的動因的篤信、對暴政與高壓統(tǒng)治的深惡痛絕都因為這一經(jīng)歷而刺激增強了。
對她而言，結果卻是災難性的，雖然她并沒有怪罪他。這次拜訪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他質問道：“這么說來，我們的修女接受外國間諜的拜訪了？”伯林登門跟她辭別的次日，一些身著制服的人趁她不在時進入她的房間，在天花板上安了一個竊聽器，還掉了一些灰泥在地板上。她一直受到監(jiān)視。8月份，她遭到蘇共中央委員會的丑化并被開除出了作家協(xié)會。她幾乎無以為生。她的詩集被打成了紙漿。1949年，她的兒子再次被捕，第二天，她燒掉了自己的全部手稿，把自己所有的詩都托付給了記憶。她堅信（大概是對的）這些災難都是伯林的拜訪惹的禍，不過她依舊將這次拜訪譜寫成了熱情洋溢的詩。更為夸張的是，她還自信他們的這次邂逅標志了冷戰(zhàn)的開始，而且經(jīng)常這么說。
對于自己的拜訪給她帶來的后果，他感到有些愧疚和擔憂—“良心不安”，但他反對她將這次會見說得神乎其神，說成是改變世界的一次邂逅。
此后，他們兩人有多年都沒再見面。1956年8月，伯林新婚不久，曾攜妻子艾琳回到俄羅斯，拜訪了帕斯捷爾納克。他試圖安排跟阿赫瑪托娃見上一面，但對方拒絕了。她沒想到自己浪漫化的“來自未來的客人”居然會做出這么無趣的事情來，“以最普通，最平淡無奇的方式結了婚”。1965年，他在她去世的前一年，于他五十六歲生日的當天，安排她來接受了牛津的一個榮譽學位。這一次訪問進行得很順利；但兩人的親密關系并未復燃。她對“鍍金的籠子”里的“爵士”有點兒冷嘲熱諷。
此時，他們兩人的會晤已經(jīng)成為傳奇。不少詩歌、劇本、回憶錄、傳記都將這個故事改寫了。由于兩人在一起待了一夜，有謠傳堅稱兩人發(fā)生過私情；伯林斷然予以了否認，“純屬無稽之談”。2009年出版的三位俄國作家合寫的《原來如此》（That’s How It Was）一書中披露了一些新情況，似乎對伯林的說法提出質疑。該書作者稱伯林在噴泉宮見到了兩名女學者，都是克格勃間諜；他與阿赫瑪托娃見了五次面，而非兩次（所以，那組詩才叫《詩五首》）；伯林肯定認識書店老板拉赫林，且在去列寧格勒前就已經(jīng)知道在哪兒可以找到阿赫瑪托娃；那次拜訪可能是早就安排好了的；還稱倫道夫??丘吉爾不可能進過那個院子�；蛟S是伯林篡改了事實，以“轉移注意力，掩蓋其列寧格勒之行背后的根本原因”：就算他不是一名徹頭徹尾的間諜，他也是在替英國大使館收集和分析有關蘇聯(lián)的詳細資料。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他也許是在盡力保護阿赫瑪托娃免遭報復。（或者，正如亨利?? 哈代所指出的那樣，他沒準兒是在盡力保護他自己在蘇聯(lián)的親人。）
那是不是說，對這一聞名遐邇的邂逅的細節(jié)應抱懷疑的態(tài)度呢？又是不是說，如此一來就讓本書中其他一些“憑記憶”追記的人物速寫的可信度也打了折扣呢？在該文的正文開始前，作者引用了阿赫瑪托娃的這樣一段話：“凡是想把記憶弄得很連貫的，都相當于弄虛作假。沒有哪個人的記憶是有條不紊，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按順序次第回憶起來的。書信和日記往往都無濟于事。”而伯林在“致謝”中寫道：我這個人從來不記日記，因此，本文是根據(jù)我現(xiàn)在所憶起，或記得過去三十多年里我所憶起且有時還跟朋友們描述過的內容而寫出來的。我非常清楚，記憶，至少是我的記憶，并不總是可靠的，難免有所偏差，尤其是我有時引用的對話，更可能會有出入。我只能說，對于文中所記錄的事實，我做到了記得能有多準確，就記錄得有多準確。
若干年后，有人再次問及伯林與阿赫瑪托娃的這次會晤時，他稱自己的描述是基于“很少的幾條筆記和一種不完美的記憶”。不過話又說回來，雖然有這么多警示，但還是有各種各樣的情景因素賦予了該逸聞很強的合理性。這次邂逅發(fā)生在伯林自孩提時離開后剛剛首次回到列寧格勒之時，而且他還老是強調，甚至是在去見阿赫瑪托娃之前，一幕幕往事就涌上心頭的情形。此外，阿赫瑪托娃和伯林都屬于一種受口述傳統(tǒng)浸淫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又處在什么都要經(jīng)受審查的時期，這一時期，把詩背下來—正如阿赫瑪托娃把她自己的以及曼德爾施塔姆和茨維塔耶娃的詩背了下來那樣，往往是將其保存下來的唯一方式。
眾所周知，記憶會欺騙我們。但這次會晤有一些令人記憶猶新、刻骨銘心而又頗富戲劇性的東西。書中對帕斯捷爾納克、赫胥黎、伍爾夫等其他名人的勾勒也是如此，書頁中飄出的是歷經(jīng)歲月滄桑，卻言猶在耳的聲音。同樣，即使從未聽到過以賽亞??伯林說話的讀者，讀到這些隨筆時，也能聽見一個富有磁性、令人心動的鮮活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