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研究，古已有之。如劉安主編的《淮南子》說“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王充在《論衡》中有“人才高下，不能均同”。左丘明編的《國語》有晉國大夫趙衰“推賢”的記載。人才這個概念在史籍中多用“賢才”“賢能”的提法。最早提出“舉賢才”的是孔夫子。他是提出“人才難得”的第一人。孑L子說：“才難，不其然乎？”
　　墨子集百家“推賢”“進賢”“舉賢”的觀點作“尚書”篇，提出“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即德行高、口才好、學術廣博�！渡袝�》還有“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之說。他提出“尚賢事能”的具體主張：不論貧賤富貴，遠近親疏實行“有能則舉”和“察能予官，以德就列”的原則。他認為“賢者為政則國治，愚者為政則國亂”，“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的普遍規(guī)律。他視人才為“國家之珍”“社稷之左”。墨子的《尚賢》一書奠定了任人唯賢的思想基礎。朱熹釋賢才為“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荀子主張選才的標準是：“不怕親疏，不怕貴賤，能誠能求之�！表n非子的用人標準是：“內(nèi)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宰相狄仁杰也主張“舉賢不避親”，他提拔自己的兒子為部長級干部（地官侍郎）并推薦張柬之等數(shù)十人為官。面對非議，狄仁杰說：“舉賢為國，非私也�！蓖醢彩�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提出“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司馬光提出的人才標準是：“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劉劭在《人物志》中提出“圣賢之所以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以貴，莫貴于知人”。劉劭對英雄的解釋是：“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饼徸哉湓凇睹髁颊摗分型闯鈮褐迫瞬诺摹百Y格論”，而大聲疾呼：“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蔽涸丛凇赌�觚·治篇》中分析歷代用賢用親的利害得失，提出“人材者，求之則欲出，置之則欲匱”，又說“與其臣求君，不如君求臣”，提出“量能而授之職”，像《三國演義》就是一部形象的人才學。如曹操對人才的定義：“胸懷大志，腹有良策”。作者羅貫中關于人才的標準是“智能雙全”。唐詩宋詞及其他詩詞歌賦中有許多關于人才的論述，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shù)百年”“天生我材必有用”等皆是。
　　如前所述，人才學是一門古老的科學。然而人才學又是一門鮮活的科學。20世紀70年代，中華大地誕生了一門新學科——人才學，從而使人才研究進入有組織、有領導、系統(tǒng)化、規(guī)范化、科學化的新階段。人才研究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地在全國各省市建立起來。全國各地涌現(xiàn)了一大批從事人才研究的專家學者。人才學研究著作琳瑯滿目地陳列于全國各地書店的顯要位置。這是以往任何歷史時期都無法比擬的。
　　我從20世紀60年代初即對文藝人才成才規(guī)律的研究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1979年王通訊、雷禎孝聯(lián)署發(fā)表的名動一時的論文《試論人才成長的內(nèi)在因素》首次提出“人才學”這一概念，人才學的宗旨是探索人才成長的一般規(guī)律和特殊規(guī)律，探索人才管理的規(guī)律，即人盡其才的規(guī)律。這一新興科學剛一起步，就受到胡耀邦同志的高度重視，他對這篇文章做了重要批示，并指示胡啟立同志在《中國青年報》上全文轉(zhuǎn)載�！吨袊�青年報》根據(jù)耀邦同志的批示精神加了“編者按”。后來耀邦同志在另一次講話中再次強調(diào)指出：“以最少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戰(zhàn)果，叫戰(zhàn)略學，用有限的投資取得最好的經(jīng)濟效果，叫經(jīng)濟學，可不可以這樣說，以有限的領導骨干和技術骨干，發(fā)揮他們的最大才能，以有限的時間造就大批合格人才，叫做智力開發(fā)學或叫人才學�！痹谝�邦同志的關愛和推動下，人才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卷了中華大地，給無數(shù)求進者帶來福音。由于人才學與我70年代思考的人才研究應當成為一門科學這一觀點不謀而合，于是我迅即投入到人才研究隊伍中來。我的人才研究，是結(jié)合自己從事的戲曲專業(yè)進行的，這樣可以做到揚長避短，優(yōu)勢互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