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在《史記》中第一次闡述了中國古代王朝的更替史。在以黃帝為首的五代圣王的傳說時代，繼承王位的方式是通過禪讓完成的。最后的舜傳位于對治水和開發(fā)國土有功的禹。禹晚年雖傳位于功臣益，但益卻讓位于禹之子啟，結果就造成了王位父子相承的事實。這一世襲王權確立了中國最早的王朝——夏王朝。夏第十七代的桀王失政，被商湯王所滅，于是商取代了夏。第三十代商王紂王無道，被周武王所滅。王失德，有德圣人承繼天命，遂有了王朝交替。
　　這一儒教性的王朝史觀，直至20世紀都被將儒教作為國教的中國歷代王朝所繼承。但日本的白鳥庫吉和內藤湖南等人很早便開始以“史料批判”為出發(fā)點，專心致力于古代史的復原。1919年的五四運動使現代歷史學真正進入中國，顧頡剛等疑古派否定了開創(chuàng)夏王朝的禹和之前五帝的存在，掀起了與傳統(tǒng)歷史學家們的爭論浪潮。另一方面，隨著對河南省安陽市殷墟出土甲骨文的釋讀不斷深入，王國維等釋古派從遺址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文字資料與《史記》等傳世古代典籍兩方面人手，開拓了古代史復原的實證方法。
　　同時，瑞典的安特生作為當時中國地質調查所的顧問，曾擔任指導工作。1921年他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主持發(fā)掘了新石器時代遺址，發(fā)現了以彩陶為特征的仰韶文化。1926年從美國留學歸來的李濟在山西省夏縣西陰村發(fā)掘了以彩陶為特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沒過多久，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的殷墟發(fā)掘也開始了。文獻史學中疑古派和釋古派活躍的20世紀20年代，也正是中國考古學勃興的時代。
　　其實，日本的鳥居龍藏自1905年起便開始調查遼東和內蒙古東部的史前遺址，其成果發(fā)表在《南滿州調查報告》（1910年）和一些法語報告上，遺憾的是幾乎未被人知。原本鳥居龍藏理應被冠予“中國考古學開拓者”之榮譽，不巧正趕上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口號的辛亥革命（1911年），因為鳥居調查的是清朝興起之地，屬于中國考古學漠視的地帶。此后的反日情緒更是使鳥居的功績埋于黃土。
　　在這樣的民族運動的浪潮中，在一切都要從地域集團或民族興亡來理解古代史的時候，傅斯年提出了“夷夏東西說”。其內容將在第一章第二節(jié)中予以詳細討論。主持殷墟發(fā)掘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主張中國古代社會東、西方的對立是歷史發(fā)展的原動力。他的屬下徐中舒用考古資料進一步闡釋了這一見解，認為夷（商）王朝的黑陶文化圈和夏王朝的彩陶文化圈形成了東、西并立的格局。這種描繪地域文化歷史的方法被稱為文化史考古學。
　　另一方面，超越這樣的“國學”，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研究。作為共產主義作家而活躍的甲骨文、金文學家郭沫若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