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戲考》與“國語”
　　本人現(xiàn)年76歲，先父周貽白走南闖北，畢生從事“中國戲劇史”研究。我1944年出生于無錫，后隨母親遷居蘇州，自幼講一口蘇錫地區(qū)的吳語。直到青年時代的1961年，全家才定居北京。所謂“鄉(xiāng)音無改鬢毛衰”，我總體上是個“南腔北調”的江南人。
　　蘇錫地區(qū)的吳語屬于方言，與普通話差異很大。1961年我到北京，才開始學講“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典范的現(xiàn)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guī)范”的普通話。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流行留聲機，是我少年時代的主要陪伴。這臺手搖的落地留聲機附帶一摞帶唱詞的唱片，還有《大戲考》（又名《戲考大王》），可以查閱各個方言劇種的唱詞。
　　1950年代初，我上初中。當時已開始在全國范圍推廣普通話，1951年還發(fā)表了《人民日報》社論——《正確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1956年我上初中，語文就包括“文學”“漢語”兩門課程。當時漢語又稱“國語”，相當于“官話”。“國語”必須講普通話，可是同學們講的都是吳語，不好意思念課文。因為“官話”拿腔拿調，有點“裝腔作勢”�？墒俏以谡n余時聽京劇唱片時，已經(jīng)感覺到了“國語”和“普通話”的韻味。
　　在清末和民國時期，已經(jīng)推行“國語運動”。其時話劇和電影都講國語，還標明是“國語話劇”或“國語配音”。《大戲考》以京劇為正宗，其唱腔和“韻白”都用“官話”，還區(qū)分了老生、小生、青衣、老旦、大面、小丑等老少男女的行當。
　　《大戲考》也包括各種腔調的其他劇種和曲藝，如灘簧、彈詞、歌曲等。我自幼是在聽唱片和翻查《大戲考》中泡大的，所以聽唱片和查閱《大戲考》對我頗有收益。尤其聽京劇唱片，不僅可以學唱，領略國語的韻味，還可以從中潛移默化地學到不少掌故和文史知識。
　　那時候我還小，聽唱片不自覺，主要憑興趣。我記憶猶新的京劇唱片，有“大面”金少山的《牧虎關》；“老生”王少樓的《空城計》；“老生”劉鴻聲的《轅門斬子》；“老生”高慶奎的《轅門斬子》；“老生”馬連良的《烏龍院》；“老生”林樹森和“大面”金少山的《華容道》；“大面”裘桂仙的《大回朝》；“大面”董俊峰的《探陰山》；“青衣”梅蘭芳的《女起解》；“青衣”梅蘭芳、尚小云、荀慧生和程艷秋的《四五花洞》；“青衣”尚小云和“老生”“大面”等的《二進宮》，“小丑”蕭長華的《烏盆計》；“老旦”李多奎的《釣金龜》。此外又有“老生”麒麟童和“小丑”周五寶的《路遙知馬力》；“老生”麒麟童和周五寶的《蕭何月下追韓信》；還有難得的、從里往外轉的大唱片“老生”三麻子的《徐策跑城》等。
　　當時廣播不像唱片那么通行，父親沒有以收音機替代留聲機。況且，廣播受制于人，無法反復聽。沒想到，聽唱片作為人文修養(yǎng)，對我日后選擇文科和繼承父親的“中國戲曲史”專業(yè)，起了很大作用。
　　1960年代初我到北京，考上了北京師范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專業(yè)”（即“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此時父親才將那臺手搖留聲機換成了可以同時聽廣播、有多種轉速、能放密紋唱片的“熊貓”牌收音機兼電唱機。
　　1980年我應聘到北京廣播學院文藝專業(yè)講授戲曲藝術理論和中國戲曲史。當時我正在校注通俗小說《楊家府演義》，應聘面試時，唱了京劇和同州梆子的《轅門斬子》，還唱了豫劇和評劇的《穆桂英掛帥》，以便比較。這都是我在聽唱片和廣播時學的。其中，同州梆子《轅門斬子》的唱片是1960年代初我父親作為戲曲史專家，參加同州梆子座談時劇團送的。由于結合唱片中各劇種的唱段，結果還沒有講完，評委老師們就通過了。
　　北京廣播學院文藝系的老師，有的是來自中國唱片廠的編輯，而且與中央臺對臺灣廣播的戲曲編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唱片廠編輯還送了我一本1981年中國唱片社編定的《新編大戲考》，匯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多年來15個戲曲劇種的唱詞。他還告訴我：由于兩岸隔絕多年，“同文同祖”的臺灣京劇前輩是靠聽唱片學的。